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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刑罚辅助措施研究
人气: 发布日期:2018/4/23 11:00:21
摘 要:环境刑罚是行为人承担环境犯罪刑事责任最主要的方式,然而,仅靠环境刑罚显然不能很地达到制裁环境犯罪、救济环境权益的目的。因此,在判处环境犯罪人刑罚的同时适当考虑刑罚辅助措施,对于环境恢复和权益保障能够起到很好的调剂作用。环境刑罚辅助措施又称环境犯罪补充性处罚方法,是指对环境犯罪人所采取的刑罚之外的旨在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环境,救济被犯罪行为减损的自然资源的非刑罚处置措施,包括教育性处罚措施、民事性处罚措施和行政性处罚措施三类。
关键词:环境犯罪;环境刑罚;环境刑罚辅助措施

犯罪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这是最基本的刑法原理。行为人实施了环境犯罪,理应承担相应的环境刑事责任。环境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有刑罚措施,也有非刑罚方法。环境犯罪不同于传统犯罪,对其仅适用传统的刑罚方法不足以起到威慑环境犯罪人、救济环境法益的效果。针对传统刑事责任形式不能对付环境犯罪的困境,国外早有创设专门的非刑罚措施的尝试,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做法:一是限制特定行为,如禁止使用有害于环境的设备或装置;二是销毁犯罪条件,如销毁有害于环境的机器;三是义务性措施,如重建被损害的环境。就目前我国的环境刑事司法状况看,环境刑事司法的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对环境犯罪人判处的刑罚以主刑居多,附加刑中以判处罚金刑为甚,非刑罚方法运用较少。我国刑事司法实务这样做的原因,一是因为环境犯罪是所有环境违法行为中最为严重的危害行为,故需要最为严厉的刑罚手段;二是由于环境犯罪主要基于利益的动机而实施犯罪行为,故需要进行经济上的制裁,因而,司法实务针对环境犯罪的特点选择刑罚特别是罚金刑就在情理之中。但是,环境犯罪不仅需要进行事后的惩罚,更需要发挥惩罚的预防功效。通过刑罚惩罚环境罪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达到一些特别预防和一般预防效果,但整体上看效果不是太明显。因此,对于环境犯罪人在进行惩罚的同时选择一些能够有效防治犯罪行为继续发生、使被犯罪人破坏了的环境能够得以恢复原貌、使被毁损的自然资源得以重新生成的手段和措施,是救济环境权益、发挥预防犯罪功能的有效途径。环境刑罚辅助措施正好契合了这样的要求。

一、环境刑罚辅助措施概述

国家强制环境犯罪行为人对自己的环境犯罪行为承担环境刑事责任,其目的不仅要惩治和预防犯罪,而且要最大限度地体现补救或恢复环境、消除环境犯罪持续性危害从而保护环境安全的功能。环境刑罚辅助措施正是辅助刑罚实现环境安全功能的最为有效的措施。
环境刑罚辅助措施又称环境犯罪补充性处罚方法,是指对环境犯罪人所采取的刑罚之外的旨在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环境,救济被犯罪行为减少的自然资源的非刑罚处置措施。环境刑罚辅助措施实际上相当于外国刑法中对环境犯罪适用的保安处分,其主要特点在于:第一,适用对象是环境犯罪人,包括自然人和单位。由于辅助手段能补充单纯刑罚的缺陷,故只能针对构成犯罪的行为人实施。如果将其适用于一般环境违法行为,则不能称之为环境刑罚辅助措施,而是变成了环境行政处罚措施。第二,刑罚辅助性手段有些在刑法中进行了规定,如刑法第三十六、三十七条规定了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责令赔偿经济损失、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等非刑罚处理方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了没收性辅助措施,即“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有些在行政法、民法中进行了规定,如责令停业、关闭、限期治理、缴纳排污费、支付消除污染费用、赔偿损失、恢复正常使用、责令改正和责令恢复原状等等。应当注意的是,环境刑罚辅助措施的名称不一定限制在立法上的标准称谓,只要这种措施在立法上有抽象性的规定即可,如植造林木、清除垃圾、义务服务等具体处罚措施在刑法、行政法、民法中都只有抽象的规定而没有具体规定。法院判处环境犯罪人这些制裁措施同样合法。因为刑罚辅助性手段不是刑罚,故虽然法律在名称上没有明确规定的也可以适用,非刑罚措施名称不必遵循罪刑法定基本原则。第三,环境刑罚辅助性手段的作用仅仅是补充刑罚的效果,但不可能替代刑罚运用。惩罚环境犯罪行为人的最佳途径还是刑罚,刑罚既是犯罪的当然结果,也是预防犯罪人重新犯罪的有效途径。但由于刑罚仅限于限制自由、剥夺自由、剥夺生命、剥夺财产和剥夺一定范围的政治资格,更多地体现了惩罚功能,故对于救济受害人权利,恢复、弥补被损害、破坏的各种利益则明显存有不足。因此,在对环境犯罪人进行刑罚惩罚的同时判处旨在恢复环境权益、保护环境受害人利益的刑罚辅助措施,可以更为有效地修复因环境犯罪行为带来的损害,从而更好地达到惩罚环境犯罪,保护环境法益的目的。
环境犯罪作为一类特殊的犯罪形态,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对之采取刑罚辅助性手段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一)符合制裁环境犯罪的目的,是恢复性司法要求。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 program)作为新兴的犯罪控制模式,是对传统犯罪控制模式(指刑罚一元化模式)所存缺陷的弥补。法律应对措施是社会控制行为的一种,而社会控制的本质是对越轨行为的处理。法律应对措施是通过法律手段控制违反法律规范行为的制裁方法。美国法学家布莱克认为,法律的社会控制一般有刑罚控制、赔偿控制、治疗控制与和解控制等形式。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如果一种社会控制以不同方式同其他控制方式结合往往会提高整体的控制成效。恢复性司法主张将刑罚控制模式与赔偿控制、治疗控制、和解控制模式结合起来应对犯罪,既可以惩罚犯罪,又可以帮助受害人恢复被犯罪行为侵害的权益,从而将刑事案件解决得更为完满。对于环境犯罪而言,由于环境犯罪是轻罪,具有发展经济和破坏环境双重属性,加之行为人主观恶性不是特别大,公众对环境犯罪人的伦理谴责感不深,对其适用刑罚明显不如其他自然犯效果明显,因而,对环境犯罪运用刑罚辅助措施在环境权益保护方面效果会更加突出(以环境犯罪的主体为企业为例):第一,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又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实践中能起到教育、惩治双重作用;第二,有利于企业的良好声誉,也促使企业戴罪功,有利于社会进步,节省不必要的开支。所以,我国学者认为,“由于生态犯罪保护对象就是生态环境,对于生态犯罪在适用刑罚措施的同时,再辅之以或独立适用对生态环境具有恢复、补救功能的非刑措施,肯定更有利于生态犯罪立法目的的实现。因此,处罚生态犯罪时,只要该生态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具有恢复、补救的现实可能性,就应当在适用刑罚的同时,辅之适用或单独适用补救性的行政处罚方式。例如,对于盗伐或者滥伐森林的犯罪行为,可以在判处刑罚的同时,附加判处或独立适用补种一定数量树木的非刑措施;对于破坏性采矿的行为,因为是不可补救的,应当在判处刑罚的同时,辅之适用吊销营业执照等非刑措施”。日本学者藤木英雄同样认为,“作为对法人的处罚方法,除了罚金刑之外,还可以考虑适用命令对受害者赔偿损失,或者运用把企业设备在一定时间内实行物理性查封等方法停止生产活动的办法。这是根据现在作为一种行政处分所实行的停止作业等强化了制度形式而构想出来的。我们认为这些措施不仅可以平息一般市民对法人的愤怒情绪,而且具有防止犯罪的效果,并且还能够起到提高企业活动的道德水准,特别是可以起到惩戒那种过分重视营利性而忽视安全性的有效作用”。所以,对环境犯罪判处刑罚辅助措施,是恢复性司法的要求,符合运用刑法手段保护环境犯罪的需要。
(二)对环境犯罪实施刑罚辅助措施具有针对性和合理性,能够达到环境犯罪处罚个别化的要求。在一个国家或者社会中,由于利益需求的不同,违反刑法规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犯罪形式也错综复杂。环境犯罪是其中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刑事责任作为解决环境犯罪社会问题的具体手段,通过何种手段和途径能够最为有效地解决犯罪问题,是立法者和司法者所要谨慎思考的问题。解决环境犯罪刑事责任需要达到如下目的:第一,惩罚犯罪。这是由于犯罪是一种作恶行为,基于恶有恶报的报应刑理念,必须对犯罪行为人施加痛苦,刑罚就是这种当然的后果,故一般需要对犯罪人判刑以达到惩罚的目的。第二,保护环境受害人的权利。惩罚环境犯罪人虽然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环境秩序,制止了犯罪行为的继续实施,某种程度上也保护了环境,但环境犯罪行为已经造成受害人的利益损失并未进行救济,如果刑事责任仅体现为刑罚,显然没有完满地解决环境犯罪行为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因此,刑罚措施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必须通过其他非刑罚途径进行恢复和解决。非刑罚方法、其他行政措施、民事措施正好可以弥补刑罚的不足,协助刑罚手段解决环境犯罪所引发的其他问题,且具有针对性和合理性。“在环境刑法领域,也采用了许多新的补充性处罚方法,以作为传统的非金钱处罚(即监禁)的替代手段。显然这也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既然环境污染者通常以法人形式组织起来,而监禁等非金钱处罚又无法对法人适用,所以包括特定责任在内的处罚(如净化被污染了的土壤)也许会起到重要的额外威慑效果。此外,这些补充性处罚如恢复原状等,也可能比传统的处罚更合理,因为后者事实上仍使违法者继续保有犯罪所得的好处,或者使得犯罪造成的污染问题得不到解决。还有一种日益盛行的惩罚,就是将法院判决广而告之。这种惩罚对于那些尤其爱惜名声的公司而言是非常严厉的。即使污染行为的查处率低、处罚也比较轻,这种`点名羞辱'(naming and shaming)的办法也还能促使人们遵守环境法规。以此刑事起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负面公众影响,其代价不容低估。”
(三)对环境犯罪实施刑罚辅助措施可以充分发挥刑罚之外的手段对环境犯罪行为的威慑效果。一个人应当对自己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承担责任,这是亘古不变的法则。环境犯罪人实施了违反刑法,损害环境权益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是法理中之事。环境刑事责任有多种实现方式,刑罚是最为主要的制裁手段。刑事责任还有其他实现途径,如非刑罚处理方法,行政制裁方法、民事制裁方法以及国家强制犯罪人履行的其他恢复权利、保护利益的方法。刑罚之外的其他方法我们均可称为刑罚辅助措施。实施环境犯罪行为后,如果只要求犯罪人承担刑罚的后果,很多情况下不能完全发挥刑法惩罚犯罪的威慑效果。因此,在犯罪人能力范围内使其承担全方位的责任,能够打消犯罪人的侥幸心理,更好地防范此类犯罪行为的发生,在另一方面来说可以更为有效地保护被害人的被损害的合法权益,恢复正常的环境秩序。如对盗伐林木的犯罪行为人判处刑罚后再责令其履行植树造林的义务,则可以恢复原来的生态效益,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犯罪人进行刑罚制裁后再判处其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则可以帮助受害人将蒙受的经济损失追偿回来,如果对污染企业关闭则可以杜绝这个企业再污染环境等等。世界各国对环境犯罪都广泛运用了刑罚辅助措施,如欧洲各国的司法中也是如此:“在现代环境法中,法官也被赋予了对被定罪的污染者采取直接措施的权力,比如可以命令损害者恢复原状(比如净化被污染的土壤)。在一些案件中,这些直接措施甚至走得更远,如关闭工厂,或命令污染者出资,由当地政府来设法恢复环境。在一些案件中,法律还赋予法官要求大众传媒来公布判决的权力。尽管在欧洲的不同法律体系中,这些特别制裁的运用情况还是千差万别,但我们的确能发现它们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例如,如果污染者因非法堆放垃圾被起诉,他常常被判处或被命令将垃圾清扫干净。在一些法律体系中,如果这些义务没有在判决书规定的时间内及时完成,法官甚至可以要求责任人支付高额罚金。可以想见,这些明确义务能收到很好的威慑效果。”所以我国在今后的环境刑事司法中可以更多地考虑采纳这种制裁措施。
(四)增加环境犯罪人的犯罪成本,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穆勒认为,“在严重的污染案件中,政府甚至可以采用吊销执照及监护(probation)的方法。对刑事犯罪者之监护可解决监狱及矫治机构不足的问题,其执行的方式是多样的,例如社区治疗(com-munityrestitution)、社区服务(communityservice),或是强迫性的在华尔街杂志刊登广告,为污染行为道歉。监护制度允许刑事有罪判决以民事手段执行,虽仍然在刑法体系内,却可达成环境保护之最重要目标”。按照英国功利主义法学家吉米·边沁的观点,人在实施任何行为时都会进行利弊的分析,只有在当其认为这个行为利大于弊的时候,他才会选择实施该行为。犯罪行为人的选择也是如此,即犯罪人经过利弊衡量后认为自己实施犯罪行为对他来说是值得的,他就会选择实施这个犯罪行为。而根据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的观点,犯罪人在进行犯罪前会进行犯罪的成本与犯罪的收益的分析,如果认为犯罪得不偿失,行为人不会选择犯罪,而将自己的行为控制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如果认为犯罪得可以多于失,则会选择实施犯罪行为,赚取他认为可以多得的利益。马克思也认为,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非常胆壮起来。资本家有了200%的利润就敢犯任何罪,有了300%的利润甚至敢冒死刑绞刑的风险。这些观点运用在环境犯罪人身上非常贴切。既然环境犯罪人选择实施环境犯罪的动机是因为实施环境犯罪对他而言利大于弊,那么,立法和司法如何打消犯罪人这种念头就是一个立法和司法决策的问题。环境刑罚辅助措施正好可以增加环境犯罪人的犯罪成本,促使其在实施环境犯罪前进行利益衡量时放弃犯罪思想,进而遏制犯罪的出现。如,犯罪人若预先知道自己的污染犯罪行为可能被判处工厂被停产或被关闭,或支付环境治理费、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等刑罚辅助措施,其在不污染的效益和污染的成本之间进行核算时可能会选择防治污染的措施,保证企业在标准内排污。
总之,对于环境犯罪而言,刑罚才是惩治环境犯罪的主要手段,刑罚辅助措施应理解为制裁环境犯罪补充性的、选择性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辅助刑罚完满地解决一些刑罚所不能解决的环境犯罪问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环境刑罚辅助措施实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才得以显现,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世界他国和地区都在立法和司法中推行这种制裁方法。在世界刑法大力倡导恢复性司法、社区矫正等司法理念的潮流下,我国对环境犯罪的刑罚辅助措施进行多种立法和司法尝试,可以顺应世界刑法的发展趋势,帮助解决新型环境犯罪问题。我国学术界对此问题已经引起了重视,有学者主张,对生态环境犯罪在适用刑罚方法的同时,还应当辅助适用以生态恢复和生态补偿为目的的非刑罚措施:其一,教育性非刑罚措施,即公开悔过;其二,民事性非刑罚措施,即责令补救和限制活动;其三,行政性非刑罚措施,即限期治理和勒令解散。我们认为这种观点非常可取,应当在立法和司法中进行推广。 

二、环境刑罚辅助措施的种类

世界各国对于环境刑罚辅助措施有各种不同的规定。如德国刑法第70条有禁止执业命令的处罚措施(德国称之为保安处分):“对由于滥用职业或行业,或严重违反有关义务,发生违法行为而被判处刑罚,或因无责任能力或不能排除无责任能力而未被判处刑罚的,对行为人和其行为进行全面考核后,认为继续从事某一职业或职业部门的业务,或行业或行业部门的业务,仍有发生违法行为的危险的,法院可禁止该人在1年以上5年以下的期限内执行职业、职业部门的业务。如认为禁止执业的法定最长期限仍不足以防止行为所造成的危险的,可永远禁止其执业。”我国台湾地区环境刑法也规定了公开悔过、责令补救、限制活动、限期治理和勒令停产或解散等刑罚辅助措施,如我国台湾地区《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违反第三十一条第一项规定者,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罚金,并通知限期改善,届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连续处罚;情节重大者,得命其停止贮存或停工、停业,必要时,并得勒令歇业。适用这种责任形式,可以起到预防损害后果进一步扩大的积极作用,也顺应了刑法发展的非犯罪化和轻罚化的国际潮流。从学界研究的情况看,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许逎曼认为,对企业的制裁与措施的建立,应特别注意其适宜性。他认为,对企业实施的犯罪的制裁措施应当包括:(1)警告、惩戒、保释金;(2)责任宣告的决定,但无制裁;(3)罚款或其他金钱制裁;(4)用来犯罪的财产或由违法行为所得财物的没收;(5)禁止某些行为,尤其是排除与公家机构交易;(6)删除国库的受益及补助金;(7)禁止产品及服务的广告;(8)执照的撤销;(9)解除经营者的职务;(10)由司法机关命令暂时经营监督;(11)停止营业;(12)勒令歇业;(13)对被害人的补偿或恢复原状;(14)对先前状况的恢复;(15)课加制裁或其他措施决定的公告。并且认为,这些制裁及措施可以单独科处也可以一并科处,可附加或不附加中止的效果,可作为主要或次要的命令。许逎曼教授的上述观点虽然是针对企业的制裁与措施,但其中包含了大量对企业切实可行的刑罚辅助措施,对于我们研究环境犯罪刑罚辅助措施的种类具有借鉴性。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郑昆山也认为,法庭应有附属权力,当行为人被提起侵害环境犯罪公诉时,除了依据环境刑法规定所为的制裁以外,法院应参照犯罪的本质及该犯罪行为的周围环境,可以有权为下列各项命令及其效果:(a)禁止行为人从事任何行为或活动,而得产生犯罪的再犯或继续犯罪的机会;(b)命令暂时停业、勒令歇业、撤销从事该活动之执照、解散或禁止其商业行为,及没收公司特许状;(c)没收从事犯罪计划之财产;(d)剥夺行为人之公权、财产利益及附属价值;(e)命令经理人或干部,暂停执行及解除职务一段时间(f)引导行为人采取法院认为适当的赔偿行动,或避免环境造成任何伤害的结果或可能从构成犯罪的作为或不作为,所造成的结果;(g)需要行为人依照法院认为适当的合理条件,而确保行为人良好行为的环境,以预防该行为人继续重复相同的犯罪或其他犯罪;(h)指示行为人,依照法院的记载方法,将被控诉的事实,加以出版;(i)指示行为人,以自己的费用,依照法院的记载方法,将被控诉的事实,通知对被行为人的行为所攻击或侵害的其他任何人;(j)指示行为人履行社区服务,在理性的条件下为主体;(k)如行为人为组织时,须完全对全国的一般大众公开其犯罪的进行、环境刑事责任、刑事制裁方式、该组织的附属机构(假如有的话)、或其领导者、干部、经理人或受雇人。这些观点实际涵盖了环境犯罪刑罚方法之外的所有辅助手段,而这些手段和措施对于制裁环境犯罪,恢复被环境犯罪人侵害的法益具有刑罚所不可能有的意义和效果,因而值得立法和司法借鉴。此外,我国学者程平还主张应对环境犯罪实行保证金和公众参与监督两种保安处分制度。环境犯罪的保证金制度是指在环境犯罪中,对于将来有再犯危险性的犯罪者,在对其进行刑罚处罚时,责令其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以保证其在将来的活动中遵守环境刑法的规定,不再对环境造成危害;公众参与监督制度即保护观察制度,指由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对具有再犯可能性的人员进行监督考察,以避免受处分者由于不良因素的诱惑而重新犯罪。我们认为,保证金制度虽然对于防范环境犯罪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在国家环境刑事立法没有制定保证金制度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对环境犯罪人不能随意适用,否则会加重其经济负担,引发后患。而公众参与监督制度实际上可以被行刑社会化制度中的社区矫正制度所涵盖,司法机关可以本着有利于环境犯罪人的改造、有利于预防环境犯罪的宗旨实施。
我国现行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规定了非刑罚处理方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了没收性处罚措施。非刑罚方法和没收实际就是刑罚辅助措施,由于这些措施是在刑法总则中进行规定的,故也可以适用于环境犯罪。环境刑罚辅助措施实际就是这些非刑罚方法和没收的具体化。学界认为,环境刑罚辅助措施虽然也是刑法规定的非刑罚方法和没收性手段,但应当是针对环境犯罪的专门性措施,如有学者将刑罚辅助措施作为对环境犯罪的特殊抗制手段,认为应当包括公开悔过、责令补救和勒令解散三种,并认为前两种既可适用于自然人主体,也可适用于法人主体,后一种只能适用于法人主体,不能适用于自然人主体;有学者认为环境犯罪的非刑罚措施包括五种:公开悔过、责令补救、限制活动、限期治理和勒令解散;还有学者认为包括限期治理和剥夺经营权两种。我们认为,由于环境刑罚的辅助措施都是出于恢复和救济环境,补偿被害人损失的目的,故不管人民法院对犯罪人如何宣判,只要不违背这种立法目的,且有法律根据,我们认为应当允许。毕竟环境损害或者他人身体健康的损害是由环境犯罪行为所造成,从责任的因果性看,恢复被自己犯罪行为破坏了的环境、救济被自己犯罪行为所侵害的他人权利是环境犯罪人理所当然应承担的责任。
环境刑罚辅助措施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如由于环境犯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环境犯罪和单位环境犯罪,而这两种不同主体犯罪的处罚方法又不相同,故对之采取的刑罚辅助措施也不相同,故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对自然人环境犯罪实施的刑罚辅助措施和对单位环境犯罪实施的刑罚辅助措施两类。如果抛开犯罪主体的因素,单纯从处罚的属性上进行分类,我们可以将其分为:(1)教育性辅助措施,如公开悔过、赔礼道歉等;(2)民事性的辅助措施,如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3)行政性的辅助措施,如勒令解散、限期治理等;(4)没收性辅助措施,即刑法第六十四条所规定的对违法所得应当进行追缴,对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的处罚措施。而我国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则包括如下三类:(1)判处救济损失和责令赔偿救济损失;(2)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3)建议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本文研究刑罚辅助措施,以刑法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和没收性制裁措施为基础,但又不限于刑法规定,而是以各种措施在应对环境犯罪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类,旨在通过对环境犯罪人实施环境刑罚辅助措施可以更好地保护环境和资源,恢复被环境犯罪行为侵害的各种利益,故本文以应然性的环境刑罚辅助措施为研究对象,采取第二种分类方法,即将环境刑罚辅助措施分为教育性辅助措施、民事性辅助措施、行政性辅助措施、没收性制裁措施四类。
(一)教育性辅助措施。这种辅助措施相当于我国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训诫是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当庭予以批评或谴责,并责令其改正的一种教育方法。责令具结悔过是指人民法院责令犯罪分子用书面方式保证悔改,以后不再重新犯罪的一种教育方法。责令赔礼道歉是人民法院责令犯罪分子公开向被害人当面承认错误,表示歉意的一种教育方法。我国刑法规定的这些教育性措施,适用的对象是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而被免予刑事惩罚的犯罪人。我们认为,对于环境犯罪而言,这些教育性措施的适用应当不限于被免予刑事惩罚的犯罪人,还应包括需要判处刑罚的犯罪人,且教育的方式不能只限于当庭或者当面,还可以在各种适当的媒体上进行,如通过登报、电视道歉等,且这种悔过或道歉的方式会收到更好的效果。考虑到环境犯罪所带来的严重破坏环境的后果,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地尝试采取登报或电视悔过的方法,因为这些方式的广泛受众产生的公众谴责感更强,对犯罪人的震慑效果更好。
(二)民事性辅助措施。民事责任着重救济权利。对环境犯罪而言,由于直接给环境被害人带来了经济上或精神上的损失,故在对其判处刑罚的同时还实施民事辅助措施,显然能够更好地修复被环境犯罪行为侵犯的经济性利益。我国大量的环境行政法律法规都规定了诸如赔偿损失、缴纳排污费、支付消除污染费用、责令恢复正常使用、责令重新安装使用等民事性辅助措施。具体而言,环境犯罪民事辅助措施可以概括为如下两大类:
1.赔偿因环境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受害人损失。司法实践在运用赔偿经济损失解决环境犯罪所造成的损害时通过两种方式解决问题:(1)在对环境犯罪人定罪判刑的基础上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即刑事附带民事赔偿;(2)对环境犯罪人只定罪不判刑但责令赔偿经济损失。判处赔偿经济损失与责令赔偿经济损失虽然都适用于实施了环境犯罪行为的人,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是由犯罪人的犯罪行为直接造成,但前者适用的对象是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犯罪人,后者的适用对象是由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而被免予刑事处罚的犯罪人。从犯罪程度上看,前者适用于相对较重的环境犯罪人,后者适用于轻微环境犯罪人。赔偿损失的范围只限于已然的、直接的经济损失,对于未然的、间接的经济损失,一般不进行赔偿。具体包括对人身伤害和死亡的赔偿、对财产损失的赔偿、对于恢复原状或者治理污染所需费用的赔付以及对于人身伤害后被抚养、被赡养人生活费用的赔偿等。至于对危害环境犯罪所造成的精神损害是否应当赔偿,司法实践尚未统一。但是,有些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对人的精神损害确实相当严重,如噪音污染、有毒性和放射性物质的污染、食源性污染等,司法上应重视这一问题。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环境犯罪已经有判处和责令赔偿经济损失的先例,但运用尚不广泛。如山西运城人民法院对杨军武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一案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5万元人民币,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引黄管理局经济损失24.6万元,赔偿水库管委会经济损失37495元,赔偿供水公司经济损失75320元。黑龙江省苇河林区人民法院对张华林、张华刚盗伐林木一案,判处张华林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判处缴纳赔偿金328.18元,苇河林区人民检察院对张华刚免予起诉,但由于受害人向张华刚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故苇河林区人民法院对张华刚判处了赔偿200元的经济损失。另外,四川省名山县人民法院对名山县恒达化工厂、林卿书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判决结果为名山恒达化工厂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判处罚金5万元,直接责任人林卿书、刘安华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和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名山县恒达化工厂赔偿城西镇卫干村二社村民医疗、误工等费用人民币204990.50元,赔偿名山县医院、县卫生局、县防疫站、县自来水公司、县公安局、雅安地区环保检测站、名山县城西镇政府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34825.85元。从我国司法实践看,人民法院对环境犯罪人判处的赔偿辅助措施不尽一致,相同的案件有些判处了赔偿,绝大部分却没有判赔,这不能不说是司法的一大缺憾。有学者建议,“生态犯罪,特别是污染型生态犯罪,基本上都会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因此对此类生态犯罪人在适用刑罚处罚的同时,一定要附加适用赔偿经济损失这一非刑罚措施”。我们认为这种观点非常可取。今后,如何加强司法一致性,尽量补偿受害人的经济利益,是司法人员必须考虑的司法课题。
2.恢复环境原状。恢复原状是民事救济措施,环境犯罪由于对环境造成了破坏,而对被破坏了的环境需要修复才能适合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生存,故责令环境犯罪人采取修复环境等恢复原状的救济性措施,可以更好地保护环境法益,从而更好地保护人类的利益。对环境犯罪的恢复原状辅助制裁措施主要体现在责令补救,直接进行环境治理等。从国际组织和国外的立法、司法情况看,对于恢复环境原状的环境刑罚辅助措施也早已付诸实践,如1998年欧洲理事会通过的《通过刑法保护环境公约》第8条就规定,缔约方可以在任何时候向欧洲理事会递交一份声明,宣称其根据本条之如下规定实施环境的恢复:(a)主管部门可以要求与本公约规定的相关的环境的恢复,此种要求可以附加某些条件;(b)环境恢复的要求没有得到遵从时,主管部门可以依照国内法,以违背要求的人承担费用的方式代为执行该要求,也可以处以其他刑罚来代替费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水污染管制条例》及《废物处置条例》就规定有刑罚补救性措施,前者规定被定罪者有修补受损害的责任,后者则要求被定罪者要承担非法进口固体废物的处理责任。此外,一些国家已有针对环境犯罪使用重建被损害的环境这种刑事措施的规定,如美国诉卡迪尼尔案中,被告同意接受1年有条件的缓刑,在缓刑期间,负责把由于该公司倾倒的4.5万加仑磷酸而被毁坏的沼池恢复成原样,对雇员进行环境法知识培训。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恢复环境的补救性措施也已经进行了大胆而有益的尝试。如黑龙江省苇河林区基层法院1992年8月25日对张华林、张华刚盗伐林木罪一案的判决如下:张华林所犯盗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判处缴纳赔偿金328.18元,植造赔偿林落叶松5亩(1000株),抚育3年,成活率应达90%以上;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张华刚应负赔偿责任,判处缴纳赔偿金200元,植造赔偿林落叶松5亩(1000株),抚育3年,成活率应达到90%以上。该案一审判决后两被告都没有上诉,并且履行了判决,植造了赔偿林。另外,湖南省临武县人民法院在2002年12月对滥伐林木的犯罪人王双英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判处犯罪人要在缓刑期内植树3024株,成活率要求在95%以上。我们认为这种辅助措施对于惩罚环境犯罪来说,达到的教育效果和惩罚效果远比判处有期徒刑等严厉的处罚明显。我国在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已经规定了恢复环境的民事性制裁措施限期治理等。基于恢复性司法的要求,我国在今后的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司法中应当更多地尝试判决适用。
(三)行政性辅助措施。我国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中的行政性辅助措施有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行政处罚是根据行政法律规定由特定行政机关对实施一般违法行为而不构成刑事处罚的公民或法人所采取的法律制裁措施。主要有警告、罚款、拘留、没收违法取得的财产、限期治理、限制活动、责令关闭、吊销营业执照等。行政处分包括对企业职工的行政处分和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行政处分两种,前者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留用察看和开除7种,后者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留用察看和开除8种。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建议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两种非刑罚方法的适用条件是由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而被免予刑事惩罚的犯罪人,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需要对犯罪人给予适当处理的情况。如果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只需对犯罪人单纯作有罪宣告而不必给予适当的处理,则不能适用上述非刑罚处理方法。我们在这里探讨环境犯罪的行政性刑罚辅助措施,不是纯粹基于立法的规定,因为单纯刑法规定的行政性非刑罚处罚方法显然范围过于狭窄,不能完全辅助刑罚达到惩罚环境犯罪的目的,而是站在应然性的惩罚环境犯罪、保护环境、救济环境受害人的立场进行研究。我们认为,行政性刑罚辅助方法不仅要适用于不需要判处刑罚的轻微环境犯罪,而且也应适用于需要判处刑罚的所有环境犯罪。以此为理论基点,我们认为行政性辅助措施包括对自然人的行政性措施和对法人的行政性措施两个方面的内容。
1.对环境犯罪自然人的行政性制裁措施。对实施了环境犯罪的自然人来说,如果人民法院对自然人已经判处了刑罚,那么,像罚款、行政拘留等行政制裁措施就不能适用,如果适用,对环境犯罪人实际上存有双重处罚,会违反一事不再罚的司法原则。因为对环境犯罪适用刑罚的主刑就是限制和剥夺人身自由,而行政处罚中的拘留也是短期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罚金是财产刑,罚款是财产性的行政处罚,两种处罚正好完全重合,对同一犯罪行为适用显然不合法理。至于其他行政处分、行政处罚措施,我们认为仍然可以适用于被判处刑罚的环境犯罪人。如某人因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罚金2万元,人民法院仍然可以建议该人的行政主管部门对其进行诸如撤职、开除公职等行政处分。这样做的目的一则可以预防环境事故继续发生;二则是为了配合环境刑罚的执行,因为犯罪人执行刑罚就不可能再从事公共职务工作,也不宜再担任公共职务;三则将其公职剥夺是为了惩罚环境犯罪的需要。所以,不管环境犯罪人是否被判刑,进行适当的行政处分和行政处罚可以更好地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当然,如果环境犯罪行为轻微,犯罪人没有判处刑罚的,则所有行政制裁措施人民法院均可建议行政机关适用。
2.对环境犯罪法人或单位的行政性制裁措施。对于污染型的环境犯罪而言,绝大多数都是法人或者单位实施的。法人和单位不同于自然人,对其采取的行政性处罚措施有些可以与对自然人的处罚相同,有些却与适用于自然人的处罚措施有别。如在法人或单位实施了环境犯罪但没有被人民检察院起诉或者虽然被人民检察院起诉但被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况下,罚款等行政性处罚措施当然也可以适用于法人和单位。但如下措施更多地适用于实施了环境犯罪的单位和法人:
(1)限制活动。是指法院以有罪判决的形式,责令行为人禁止从事某类职业活动,或限制行为人的生产活动范围,或剥夺行为人的特殊职务等非刑罚措施的总称。设置这种刑罚辅助措施,是由于多数环境犯罪特别是污染类的环境犯罪,都与行为主体的职业活动有关,行为者往往利用了职务或职业活动而从事环境犯罪。我国环境行政法中规定的这类措施包括责令停业、限期治理、责令限期改正等。限制活动的刑罚辅助措施涉及发展经济还是保护环境的矛盾,如果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不会运用或者较少运用,如果基于保护环境的目的,则可能较多地运用这种措施。我们认为,在环境破坏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环境保护和发展经济应当一并重视。所以,在处理环境犯罪案件时,应当适当考虑对环境犯罪的单位和法人采取这种制裁措施。
(2)责令关闭、勒令解散、吊销营业证照。这种行政性制裁措施是宣布犯罪单位或法人的终止、散伙、解除、停止其一切活动的最严厉的刑罚辅助措施。考虑到措施本身的性质,对单位或法人实施的危害性不是特别大的环境犯罪不宜实施这些处罚措施,但对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环境和资源的犯罪则可以适用。如法国1994年刑法典第131-39条第1项规定:“如法人之设立即是为了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法人被转移了经营目标而实施犯罪行为,其所犯重罪或轻罪对自然人可处5年以上监禁刑者,法人予以解散。”国外就有学者认为,由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有时适用非刑罚手段可能更有利于犯罪的减少或者对生态环境本身的保护。例如,对于构成污染犯罪的企业而言,吊销营业证照的处罚,却能阻止很多犯罪行为。高级董事无法平静地面对被吊销营业证照的事实。我们认为,这类措施由于涉及企业的生死存亡,我国司法实践在尝试对环境犯罪实施这类行政性处罚措施时应当慎重,不宜广泛使用。
(四)没收性辅助措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我国刑法中的这种没收性措施在外国刑法中是作为附加刑没收财产规定的。但我国刑法中的没收财产刑与外国刑法不同,没收的是犯罪人的合法财产,是所有附加刑中最为严厉的刑罚方法。虽然有学者认为在环境犯罪中不应当局限于罚金刑这一种财产刑,应当重视对没收财产刑的使用,特别是针对自然人的没收财产刑的使用,但我们认为,环境犯罪整体而言是轻罪,而没收财产刑是最为严厉的附加刑,将最严厉的附加刑运用于轻罪显然违背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故学者上述观点并不可取。虽然对环境犯罪人不能适用没收财产刑,但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实际已经将环境犯罪的相关物品进行了没收和追缴,对环境犯罪人来说,处罚已经非常严厉。不过,在环境犯罪中,这种没收性的制裁措施的实施比较困难,例如,如果对实施了环境犯罪的单位或者企业的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予以追缴,意味着要将单位或者法人因污染或其他破坏环境犯罪行为所产生的生产利润予以追缴,而这种追缴基本没有可能性,原因在于:第一,环境犯罪与生俱来具有发展经济和破坏环境双重属性,如果追缴违法所得,显然得将企业财产全部进行追缴,实际意味着企业的关闭。企业一旦关闭,则会引发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后果可想而知。第二,追缴企业财产与刑法的目的背离。刑法的目的是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秩序,救济被犯罪行为侵犯的利益,通过追缴违法所得的财物导致企业关闭并不能治理污染,相反由于追缴了企业的财产而使得企业不可能再拿钱来治理和恢复环境,支付环境费用,这显然不利于达到刑法的目的。第三,诚然,企业或单位确实通过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行为进行生产和经营,但这种环境犯罪行为与企业和单位所得利润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认定上是一大难题。应该说,整体而言,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行为是合法的,只是排污或治理环境措施没有达到标准。在排污措施没有达标的情况下,显然节约了生产成本,产生了更多的利润,但这只能证明企业的污染行为通过降低成本而带来了部分利润,并不能说明企业的整体利润都是违法所得,而且哪些利益是违法所得不能明确析出,因而,对企业或单位所得、相关污染设施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进行没收和追缴显然不妥。第四,对于单位或者企业的犯罪行为,我们不一定非得通过没收这种辅助措施。可以通过对单位或者企业判处罚金这种刑罚方式进行制裁,此外,其他刑罚辅助措施中,限期整改、支付环境费用、赔偿经济损失等措施足以达到恢复环境、救济被害人利益的目的,无需再进行没收。毕竟企业或单位的环境犯罪与走私、非法经营等犯罪不同,随意对其实施没收性辅助措施只会带来更坏的结局。当然,对于诸如盗伐林木,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犯罪的违法所得和非法收益,进行没收仍然需要,因为这些环境犯罪的违法所得和收益纯粹由犯罪行为带来,没有掺杂其他合法行为,犯罪行为与违法所得和收益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直接的,没收应该是对这些犯罪适用的当然措施。

三、关于环境刑罚辅助措施附加刑化的问题

对于我国现行刑罚辅助性措施,国外环境刑事立法有些已经将其规定为刑罚方法。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6章关于环境犯罪就规定了对一些环境犯罪人“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就是一种环境刑罚方法。这一刑种给予被判刑人以重大的心理影响,极大地限制了被判刑人的权利,有助于从国家公务和其他各种活动中清除那些给社会和公民带来严重损失的人员。1994年法国刑法典第131-39条有关法人刑罚适用也将限制活动规定为法人刑罚,其中第2项为“永久性或最长5年时间,禁止直接或间接从事一种或几种职业性或社会性活动”;第5项为“永久性或最长5年时间,禁止参与公共工程”;第6项为“永久性或最长5年时间,禁止公开募集资金”。
从我国刑事立法的情况看,我国刑法只规定了一种资格刑———剥夺政治权利。环境犯罪并非政治犯罪,对其单独或者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可见,剥夺政治权利这种附加刑不太适合在环境犯罪中运用。有学者认为,传统刑事责任实现形式中的非刑罚措施在实践中运用很狭窄,对环境犯罪具有实际价值的主要是赔偿损失和给予行政处分的司法建议。而赔偿损失对于环境犯罪主体而言,要么是数额较少,起不到刑罚的惩罚功能和威慑效果;要么数额较大,犯罪人承担不了,破产了之。而所谓的行政处分的司法建议最终采纳与否,由行政主管机关决定,而在大多数法人环境犯罪中,出于政企之间的某种利益关联,行政主管机关的行政处分并不会真正危及环境犯罪法人的实质利益,更不会对环境犯罪真正起到制止和预防作用。因此,传统的非刑罚制裁在面对环境犯罪时也必须作出适当的改进。为了弥补我国附加刑的种类太少带来的缺陷,发挥资格刑在惩治环境犯罪中的作用,学术界提出了完善环境犯罪资格刑的各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在以后的刑事立法中应考虑设置停止职业权利的处罚规定,增设勒令歇业、暂时或永久地剥夺从事某种职业权利等处罚措施。”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刑罚的首要功能恰恰是剥夺或限制再犯能力,所以,我国应对犯破坏环境与资源保护罪的单位处以刑事破产、治理污染、恢复植被等新的刑罚形式,达到根除再犯能力、保护环境的目的。第三种观点认为,“就自然人作为环境刑事责任主体的情形而言,刑法上的资格不应当以政治权利为限,在日益突显的经济犯罪中,对行为人具有威慑力的往往不是政治上的权利,而是经济上的权利,因此,刑法还可以增设对自然人从事某种职业资格的限制和剥夺,在刑种上可以称之为`剥夺从业资格'。就法人作为环境刑事责任主体的情形而言,刑法上其从事经营活动的自由主要是基于法律赋予的经营资格而产生的,资格本身包含着自由,因此,限制或剥夺法人的经营资格,在行刑效果上相当于对自然人施以自由刑。限制和剥夺法人经营资格的具体形式表现为责令停产、歇业、勒令解散等。尽管这些处罚措施在形式上看起来与行政处罚的形式相同,但由于是法院在对法人作有罪宣告的同时作出的,因此,在性质上更为严厉和严肃。另外,将这些制裁措施规定为对法人适用的资格刑,就可以由法院直接作出,一是可以确保环境犯罪法人受到应有的制裁,立即停止对环境的危害;二是可以避免行政机关出于不当因素考虑,而纵容法人继续实施危害行为;三是还可以减少执法环节,节约执法成本”。第四种观点认为,我国应针对环境犯罪的特点,规定类似责令恢复环境的刑罚手段,使那些因过失导致环境犯罪,主观认罪态度又好的犯罪人能用自己的劳动恢复被自己破坏的环境,这样既惩罚了环境犯罪人,同时又使环境价值得以恢复。
从上述观点看来,我国学界主张对环境刑罚辅助措施进行刑罚改造的呼声颇为一致,基本均赞同将现行一些非刑罚处理方法通过立法改造成附加刑。我们认为,我国刑法目前只规定了一种附加资格刑———剥夺政治权利,剥夺的内容基本与政治有关,但这种资格刑适用于政治犯罪或者严重刑事犯罪尚可,适用于与政治无关的一般刑事犯罪如环境犯罪似显不妥。因此,刑事立法如何运用资格刑惩治诸如环境犯罪的其他犯罪,需要在现行剥夺政治权利资格刑的基础上考虑其他附加资格刑罚。环境犯罪与其他刑事犯罪相比有其特殊性,工业化的发展必然产生更多的环境犯罪,因而,运用完善的、切实可行的刑罚手段打击环境犯罪必须成为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也赞同将现行非刑罚制裁措施中的几种方法改造为资格刑:第一,改造后可以增加刑罚的威慑力,发挥刑罚的强制功能;第二,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操作刑罚,无需再向行政机关建议采取刑罚辅助措施,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行政机关在刑罚辅助措施上懈怠、疏忽,可以使形同虚设的法院建议落到实处;第三,可以完善我国的资格刑,丰富资格刑的内容,为我国刑罚改造提供基础。
至于对环境犯罪刑罚辅助措施在立法上如何规定,学界没有探究。我们认为,刑法不可能只对环境犯罪这一类犯罪专门规定辅助措施,实际上,环境犯罪的辅助措施与经济犯罪等类型犯罪的辅助措施具有共性。考虑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把现有的对法人、单位运用的刑罚辅助措施进行刑罚改造比较切实可行。纵观前述学者们提出的立法建议,主张将刑罚辅助措施进行刑罚改造的内容实际就是对法人和单位刑罚辅助措施的改造,因此,如果立法上专门规定一类对法人和单位运用的附加刑,不仅环境犯罪,而且其他诸如经济犯罪等类型的犯罪的资格刑改造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来源: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8年第 3期(总第 1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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