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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到2017年未成年人犯罪及其预防——以校园欺凌和暴力转化犯罪为角度出发
人气: 发布日期:2018/7/8 12:04:46
未成年人是民族的未来,国家的希望,其犯罪矫正与预防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本文通过两高发布的2014年至2017年未成年人犯罪相关数据出发,分析期间未成年人校园犯罪的原因,以期能针对这一问题提出预防建议。关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等问题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或来稿参与讨论。对于在本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的原创稿件,将结合阅读量酌情给予奖励,湖南省刑事法治研究会每年还将对原创文章进行评奖并予以不同等级的奖励。还等什么,快来投稿吧!投稿邮箱:hnsxsfzyjh@126.com


2017年2月28日,北京市西城区某职业学院的女学生朱某伙同另外四名女性被告人在学校女生宿舍楼内,采取恶劣手段,无缘无故,殴打、辱骂两名女学生长达6个小时,期间五名女性被告人还脱光了一名被欺凌女同学的衣服予以侮辱,并用手机拍摄了侮辱、殴打视频,并在自己的微信群进行传播。


2017年11月2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对此案公开宣判,认定五名被告人构成寻衅滋事罪,判处朱某有期徒刑一年,其余四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十一个月。



一、2014-2017年校园欺凌和未成年人犯罪概况

据司法大数据网统计,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 31日,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女性未成年被告人占4.95%。2017年前11个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的校园涉嫌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2486件3788人,提起公诉3494件5468人,2017年涉嫌校园欺凌和暴力犯罪人数较2016年有极大的增加,其中50%都源于女性未成年人的参与。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的通报,2016年前11个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的校园涉嫌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1181人,受理移送审查起诉3697人。2017年前11个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的校园涉嫌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2486件3788人,提起公诉3494件5468人。


对比2016至2017年校园涉嫌欺凌和暴力犯罪移送审查起诉人数的变化不难发现,2017年前11个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的校园涉嫌欺凌和暴力犯罪人数比2016年同期增加了2607人,增长了68.8%。根据最高检的通报,我国近几年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呈下降态势,但其中校园暴力转化成犯罪的案件和女性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呈上升态势,在2016年,女性中学生参与聚众暴力伤害类犯罪成为了青少年犯罪的新增长点。


二、校园暴力和欺凌类犯罪的原因

未成年人校园犯罪原因,包括个体因素和外在因素两方面:


(一)个体因素

犯罪的个体因素是指,导致、触发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生物、生理、心理特质与观念结构等主体的内在素质及其相互关系。


1、生物——生理因素与未成年人犯罪

未成年人正处于青春期生理躁动和好奇,在个性发展中的缺陷和不成熟以及反社会的叛逆意识,均可能于特定情境下构成犯罪的推导因素。2016年美国学者威廉.M.瓦腾堡将犯罪青少年归纳为五种类型:团伙儿童;非社会化的攻击性男孩;意外少年罪犯;母女长期不和中的犯罪少女;神经症犯罪少年。有研究认为青少年结伙犯罪是一种常态,调查显示为70%。女性未成年人情感丰富、自我调节能力差,意志薄弱,受情绪影响大,带有明显的情绪色彩,行为易受环境或他人暗示。朱某校园欺凌案中有两名被告人曾受过朱某的殴打,为避免挨打而加入了朱某的团体,案例中四名被告人与被害人本无纠纷,但因与朱某是一个小团体,基于团体忠诚和朱某的领袖地位而一同向被害人实施暴力和侮辱。未成年人尤其是女性未成年人往往非常看重同龄人的亚文化圈,深恐受到排挤,因此极力维护与身边同龄人的关系,并不得不加入一个个小团体。在团体中会有领袖人物,也会有边缘人,而有些弱势的人即使忍辱负重也不愿意脱离群体,因而他们往往成为欺凌对象。团伙成员为了向“领袖”表示忠诚,会不假思索的执行命令欺凌弱势成员。


2、心理因素与未成年人犯罪

不良情绪的影响。教育的失误,父母、家庭或者学校的错误教育或者不良环境可能造成儿童在情绪情感方面的扭曲,产生对于他人和社会的仇视,此类儿童容易产生自卑感、不平衡感和相对剥夺感,出现这种不良情绪后,个体很可能去寻找比自己更加弱小的对象进行报复,以发泄仇恨,舒缓愤怒,重获心理平衡。施行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的未成年人多是试着向受害人施暴以获得心理满足,获得一定的心理快感。


扭曲的法律意识的影响。古典犯罪学理论认为,犯罪是经过犯罪人理性思考后付诸实施的,因此犯罪行为反映了他们思想意识的卑劣可鄙。这一理论存在着可取之处,随着法制工作的进行,未成年人对法律的熟悉相较以前有了提升,但其对法律的理解存在偏差,《未成年人保护法》是广为诟病的一部法律,不少人甚至称其为“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法”,刑法关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也常被质疑。部分未成年人将未达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为“优势”,在这一扭曲的法律意识而做出挑战刑法的行为。


(二)学校教育因素

学校教育因素。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与未成年人犯罪有较强联系。美国联邦政府对全美学校的一项调查发现,尽管未成年人只在学校度过了他们时间的25%,但这个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中,有40%的抢劫案、36%的人身攻击案与学校有关。当前学校教育存在的弊端有三: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素质教育;基础教育不够普及;教育方式陈旧。朱某校园欺凌案中,几名被告人的学习成绩都不佳,对学习并无兴趣,曾因对其他同学实施欺凌行为,接受过批评教育和处分。由于传统的教育模式并未将德育教育、法制教育和心理教育放在显著位置,学业不佳的未成年人,得不到关注,受挫后的消极心理得不到排解,精神无可寄托,容易通过欺负较弱的同学获得心里安慰,寻求关注。


(三)家庭因素

国内外研究资料均表明,儿童早期生活经验深刻地影响其一生的发展。生活在不完整、不和睦、行为不良以及教育方式不当的家庭中,使得未成年人缺乏正确的男性或女性行为榜样,其可能采用一种夸张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男性或女性意识。朱某欺凌案中,五名未成年被告人的家长都在外地,对其管教甚少,其中还有两名被告人来自离异家庭,在法院作出判决时,三名被告人面容羞愧,掩面哭泣,但有两名被告人神情漠然,并无悔改之意,甚至有一位被告人,一走出法庭就哼起了歌。长期生活在“缺陷”家庭中的未成年人由于缺乏父母关爱与家庭温暖,情感上极为孤独,其易产生失望、空虚、烦躁的情绪,也易养成冷淡、孤僻的性格,这是其实施校园欺凌潜在原因之一。家庭教育存在缺陷的未成年人由于精神上无从寄托,为寻找慰藉,很容易与社会上的不良群体交往,沾染不良风气,以一些社会化方式解决在校期间遇到的问题,出现较强的犯罪倾向。


(四)社会因素

1、文化因素
社会存在主流文化,也存在非主流文化,而某些非主流文化却阻碍着社会进步,犯罪亚文化就是这样一种非主流文化。
犯罪亚文化是指犯罪亚群体在犯罪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一体信奉和遵循的,与主文化相对立的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及其现象的综合体。犯罪亚文化的非标准性和非从众性,给它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和富于刺激性与挑战性的内核,对于其他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群体,特别是具有叛逆精神与挑战勇气的青少年,具有强烈持久的吸引与招募魅力。朱某案中,几名被告的团体存在等级差别,朱某在团体中具有领导地位,其余组成人员的地位也不完全平等,做事遵循一定的模式,有自己的团体文化,具有帮派文化模仿性。未成年人的模仿能力较强,但辨识力弱,具有个体意识,希望能表现自己的个性,很容易受到犯罪亚文化的影响。
2、预防机制不足
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现象由来已久,并非近年来才出现,社会普遍将之定性为“开玩笑”,学校缺乏专门的处理机制,类似事件多以批评教育、赔礼道歉作结。近几年很多校园欺凌的视频被上传至网络,媒体也对此有所报道,增加了公众的关注度。在朱某欺凌案中,几名被告人就曾因欺凌问题被学校处分过,但对受害人并无过多安抚,此种处理方式的教育效果甚微。有学者为了解对未成年人对校园欺凌的处理措施的了解,采用抽样方式对部分未成年人进行调查,其中未成年人大都表示有三种处理措施:老师训诫、学校开除、家长体罚。实际上也确如所言,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的处理范式单一,处理机制仍不完善,最严厉的处理措施是将施暴者从学校开除,但对受害者的心理疏导以及此类事件的预防仍是一片空白。
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未成年人刑法体系,故现有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并非立足于刑法,而是从学校、家庭、社会、政府等各个角度出发,并且其很多条文都是倡导性建议,缺乏法律后果,不具有强制性,无法从根本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此外,法律知识的宣传方式单一。其宣传主要是通过政府类网站以及“严肃”的报刊、书籍,而未成年人不会主动进入相关网站浏览学习,也不会主动购买相关书籍阅读,因此,未成年人接触到宣传的法律知识的机率较低。最后,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的预防和规制存在空白。受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制,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只有实施了八种犯罪行为才会受到刑事追究,但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转化为八种行为之一的机率较低,故其极大可能不构成犯罪,因此,对于此种情形司法机关难以介入,这类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案件则应由学校处理。已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对所有危害社会的行为应负刑事责任,校园暴力、校园欺凌行为转变为犯罪的概率较大,当其转变后则由司法机关进行处理。在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类案件中,行为严重程度近似但因年龄差异导致处理措施存在差别,由于学校并不具有国家机关的权威性,学校处理相对较轻,这样可能使得一些未成年人对此产生错误认识,觉得学校处罚不严厉,年龄就是保护伞,因学校和司法机关之间缺乏衔接措施,故对此类案件中的未成年人难以起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三、未成年人校园犯罪预防建议
根据对我国未成年人校园犯罪、原因及相关机制的不足了解,再借鉴域内外经验,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家庭教育预防

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较为特殊,对家庭的变化较为敏感,因此家庭教育尤为必要。家庭教育的前提是家长有能力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因此首要的是对家长的教育。对此可借鉴域外经验,对家长进行亲职教育,助其树立正确的婚姻观、育儿观,倡导多关心孩子,与子女定期进行心理交流,建立良好的父母子女关系。国内有些城市推出了家长“持证上岗”的举措,如杭州、大连,这算作一种对家长教育的尝试,要调动家长的参与积极度,同时还要注意不能沦为形式化产物,对此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对家长进行的亲职教育。其包括五方面,一是帮助家长掌握教养方法,包括辅导其发展方向、培养子女的成就动机、了解子女的成长背景及经验,针对教育、培养子女是非观念等;二是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三是帮助家长了解子女会如何模仿父母言行,婚姻形态及教育方式,并帮助子女掌握观察生活的能力;四是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婚姻观;五是帮助家长掌握父母准则及其社会责任。通过对家长的教育,能够帮助其更好地教育子女。


(二)学校教育预防

学校是未成年人与人相处的重要场所,学校的教育和家庭教育共同塑造未成年人的品行,未成年人的犯罪预防也需要从学校教育着手。首先需要丰富学校类型及课程设置,大力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改变普通文化学校一枝独秀的情况。现在的职业学校多是落榜学生,或者因严重不良行为被开除的学生的聚居地,校风不佳,要改变这一现状,丰富职业教育,让学生拥有一技之长,获得独立生活的能力。其次,学校应丰富学校文化艺术活动,借鉴日本、台湾地区经验,在初级中学开始设置兴趣社团,培养学生课外兴趣,增加实践类、操作类课程及课外活动,助差生树立信心,减少其厌学情绪。最后,加强人文教育。现在学校的教育多是传授文化知识而没有教学生如何做人,建议将人文教育纳入学校考评范围之内,改变教育思想和学生的评价方式,培养学生人道主义,传授为人之道,改变当前只注重应试成绩的教育现状,对于人文教育考评不合格的学校予以批评,要求整改,确保人文的落实。


(三)社会预防


1、亚文化预防

已形成同伴群体的未成年人,其很可能拥有自己的群体文化,对这一群体,要关注未成年人同伴中的“领袖”人物,对其进行教育,帮助其树立正确的观念,转变其中不正确的团体亚文化,再利用“领袖人物”在群体中的影响力教育其他同伴,帮助其建立积极向上拥有个性却有不违背主流文化的群体文化。对于未形成同伴群体的未成年人,可以通过活动分组、调换座位的方式,让品行表现良好、被未成年人认可的同伴,通过潜移默化等方式教育小组成员和邻桌同学,丰富交流方式,在潜移默化中传播主流文化。 建立班级“小老师”、校园警察、一日班主任等职位,轮流让每个未成年人担当教育者的角色,通过角色互换的方式学会承担责任,学会担当,在实践中进行自我教育,树立责任感,自觉遵循主流文化。


2、完善预防机制

提升未成年人的法律素养。对法律知识的宣传,不应只在特定网站进行,应在全网,尤其是未成年人喜欢浏览的网站进行宣传。法制教育不应流于形式,应落到实处,每所学校可以安排一个法律教师,以帮助未成年人正确理解法律知识,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法庭模拟案件审理等方式加深对法律的理解,同样的法制教育也应将纳入学校考评范围中,对考核不合格的学校予以一定处罚措施,将法制教育落到实处。


建立校园警察等制度。针对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问题,可在学校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组建校园警察,授予其处理细微事件的权力,定期轮换,培养学生的正义感和纪律意识。学校还应成立反欺凌委员会和心理健康室等专门的处理机构,在类似事件发生后,由委员会与监护人进行交谈,制定应对措施。心理健康室的专职老师对受害人进行心理辅导,然后由校园警察监督加害人的言行举止,并护送受害人上下学。还应定期测试学生心理状况,纠正学生的错误心理,提前干预有类似倾向的未成年人的行为,维护校园治安,减少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


建立学校和司法机关互动联防机制。对于未达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和达到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但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校园暴力、校园欺凌行为,不能认定为犯罪行为,因此其由学校处理,但考虑到学校缺乏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建议司法机关参与到对此类未成年人的教育中来,以司法机关工作的权威增加教育成效。司法机关可派专员进驻校园,作为学校反欺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协助反欺凌委员会处理校园暴力、校园欺凌案件。通过与学校建立互动联防机制,参与到未成年人校园犯罪预防工作中来,提升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成效,从源头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结语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任重而道远,通过对我国近几年未成年人校园犯罪的概况、原因等的分析,了解我国未成年人校园犯罪预防的不足之处,再借鉴域内外有益经验,提出完善建议,从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着手,齐抓共管,以期能为我国未成年人校园犯罪预防制度提出可行建议,减少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的犯罪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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