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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匿遗忘物后骗取酬劳的行为如何定性?
人气: 发布日期:2018/7/11 12:49:06
案情简述
2009年6月15日中午,振发公司经理赵某在驾车途中停车买郭某的西瓜时,将小手提包遗忘于郭某卖瓜的农用车上,郭某发现后即将小手提包拾起并开车回家藏匿于家中。赵某开车走后不远,便想起自己的小手提包(内有现金五万元)遗忘在郭某的车上,遂即返回寻找。经多方打听找到郭某,但郭某矢口否认。赵某为稳住郭某找到失物,便请郭某帮助寻找。数日后郭某打电话给赵某,谎称包被别人捡拾,拾包人非要6000元才肯给包,否则不予交还。经多次讨价还价最后讲定,由赵某拿出5000元现金,交钱还包。交换完毕后,赵某即到派出所报案。

争议
观点
郭某捡拾手提包的行为是否转移了手提包的占有?郭某谎称“包被他人捡拾,拾包人非要6000元才肯给包”,最后以5000元“成交”的行为,是属于侵占罪中“拒不归还”的情节,还是成立诈骗罪?
观点一:赵某将手提包遗失在郭某的农用车上,但是此时赵某并未丧失对手提包的占有,郭某拿走手提包的行为排除了赵某的占有,建立了新的占有关系。应当认定郭某的行为属于盗窃行为。
观点二:郭某捡到赵某遗失的手提包,在赵某向其索要的时候,拒不归还,其谎称“包被他人捡拾”属于拒不归还的行为,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
观点三:郭某捡到赵某遗失的手提包,在赵某询问的时候先是矢口否认,后又谎称“包被他人捡拾,拾包人非要6000元才给”,都是希望赵某陷入错误认识从而交付6000元,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赵某虽然交付了5000元,但赵某并未陷入错误认识,郭某诈骗未遂。
观点四:郭某拾起赵某遗失的手提包,在赵某向其询问的时候矢口否认,成立侵占罪。而后郭某谎称“包被他人捡拾,拾包人非要6000元才给”,是为了让赵某陷入错误认识交付6000元,但因赵某并未真正陷入错误认识,而应当评价为诈骗罪未遂。郭某多个行为触犯了两个罪名,应当按侵占罪和诈骗罪(未遂)数罪并罚。
观点五:郭某捡拾藏匿赵某遗失的手提包,但事后意图将手提包归还以换取6000元报酬,具有返还意思,不应当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则不构成侵占罪。郭某谎称包被他人捡拾并索要报酬的行为虽然属于使他人陷入错误意识而处分财物的行为,但并不能因此认定郭某成立诈骗罪,其主观追求的金额未达到未遂论罪的标准。因此郭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笔者观点
笔者赞成第五种观点,即郭某的行为属于一般违法行为,但没有达到构成犯罪的标准。原因如下:

一、郭某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

盗窃罪的基本特征,是行为实施了将他人占有的财物非法的转移至自己或者第三人所有,违背被害人意志不法转移占有是判断盗窃罪成立与否的的关键。本案中判断郭某的行为是否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重点在于判断赵某留在郭某农用车上的手提包是否还在赵某的占有之下。
1、法理阐述:财产犯罪中的占有
“占有”这一概念原本归属于民法领域,但随着财产犯罪的不断研究,特别是对财产犯罪所保护法益研究的深入,为了适应社会的高速发展,这一概念也被引入了刑法领域。各国刑法中对占有概念的理解各有不同,在大陆法系中主要有事实支配说、事实与法律支配说、处分可能状态说等等观点。事实支配说认为,只有事实上支配财物才能算是占有,即强调物理上的支配。事实与法律支配说认为,仅仅是物理上的支配不是成立占有的唯一因素,在法律上的支配也可能构成占有。处分可能状态说认为,只要对他人之物具有处置的可能性,即可以成立占有。但总的来说,重要的着眼点都在于“事实上的支配”的认定问题。笔者认为,在认定刑法上的占有时,应当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认定。


首先,主观上应当具有对财物的支配意识。行为人在主观上应当对自己可支配的范围内的财物有一个概括的认识,并具有占有财物的意志。如果行为人不具有支配意识,那么即使此时财物在客观上处于行为人支配能力的范围之内,将其认定为行为人所占有也不具有保护财产法益的意义,甚至可能错误的评价善意的保管行为,出现对行为属性评定的谬误。


其次,客观上应当在事实支配的基础上,即对财物的物理支配,结合财物的属性、支配方式、支配习惯等综合判断能为社会所认可的支配。物理上的支配,只要财物与行为人在空间与时间上有比较紧密的联系,都可以比较轻松地判断。但是随着在空间、时间上的联系的减弱,什么时候这种联系会断裂开,就成了判断的难点。故而应当结合财物的属性、支配方式、支配习惯等进行综合考虑。比如货物的提单,物理上与行为人的联系非常的薄弱,但是根据该货物的一般支配方式,持有提单可以视作是占有该货物。


2、结合案情:郭某不构成盗窃罪

在本案中,标的物为赵某留在郭某农用车上的手提包。根据案情描述,“赵某开车走后不远”即想起将手提包留在了郭某车上,旋即回转。主观上,赵某想起这一事实便立刻回转,显然具有对财物的占有意思。客观上,赵某已经开车离开,虽然走的不远、离开时间也不久,但已经足以让郭某拾起手提包、开车回家将其隐匿,所以在空间和时间上,赵某对手提包的支配关系已经被割断。且从手提包的支配方式和习惯来看,其并不具有特殊的性质,能够在脱离物理的支配后,其占有仍然为社会所认可。因此,不能认定此时手提包还处于赵某的占有之下,而应当认定是遗忘物。
盗窃罪的基本特征是非法转移他人占有的财物,只有实施了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至自己或者第三人所有的行为,才能够认定实施了盗窃行为。盗窃罪的对象只能是他人占有的财物,既然手提包并未处于赵某的占有之下,也并未处于除赵某外的其他人的占有之下,而是为郭某所支配控制,那么自然也不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因此,郭某将赵某遗忘的手提包带回家中藏匿的行为,就不能认定是盗窃行为,即郭某不构成盗窃罪。


二、郭某的行为不构成侵占罪

侵占罪的基本特征,是行为人实施了将自己占有的他人所有的财物、脱离了他人占有的遗失物、埋藏物转为自己所有的行为。其构成要件包括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实施了将代为保管的他人的财物、他人的遗忘物或埋葬物等非法占有的行为,并且,在权利人向其主张权利的时候,侵占行为人拒不交出或拒不退还。对于本案中郭某将手提包隐匿后,对赵某撒谎的行为的认定,重点在于如何理解侵占罪的“拒不退还”。


1、法理阐述:侵占罪中的“拒不归还”

“拒不交出或退还”,指的是依据法律应当将他人的财物交出或者退还给权利人,但行为人拒绝将其交出或者退回的。认定“拒不退还”重点在于理解其表示方式。一般存在以下几种表示方式:
第一,当财物的权利人明确向侵占行为人提出主张归还其合法所有的财物时,侵占行为人以明示的方式表示不予交出或退还。
第二,当财物的权利人向行为人主张自己的权利,行为人虽未公然表示拒绝,但事实上已经以非法占有目的将财物变卖或者处理,并将变卖货款占为己有,使之实际上不能退还的。
第三,当财物的权利人向行为人主张自己的权利,行为人将财物隐匿,并谎称财物被盗、毁损或者以其他借口表示财物无法退还的,也可以认定为是“拒不退还”的行为。


2、结合案情:郭某的行为不构成侵占罪

本案中,郭某拾起赵某遗忘的手提包后,将其隐匿在家,并对前来寻物的赵某矢口否认,随后意思转变,想让赵某交付6000元的“报酬”才归还。郭某的行为看似符合上述“拒不归还”的第三种情形,即以其他借口表示财物无法归还,可以成立侵占罪。但侵占罪在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种持续的财产剥夺,需要行为人具有终局性剥夺财产的意思。结合郭某前后行为来看,郭某并没有彻底剥夺赵某财物,使其终局丧失“手提包”的意思。郭某虽然一开始意图占有财物,但是,随后意思转变为附带条件的归还,所以不能认定郭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则郭某的行为不构成侵占罪。


三、郭某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


1、法理阐述:诈骗罪的既遂与未遂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使被害人陷入或者维持错误认识从而处分财物的行为。其基本特征是,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行为,且这一行为的目的是使行为人陷入错误认识从而处分财物。诈骗罪的既遂标准有两个,一是被害人因陷入或者维持了错误认识而处分了财物,二是诈骗数额较大,在3000元以上。
同时,刑法中并没有诈骗罪未遂的入罪标准,根据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的规定:“盗窃未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的;(二)以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的;(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并根据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诈骗未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定罪处罚。”类推社会危害性相当,犯罪性质相当的盗窃罪,诈骗罪未遂只有达到情节严重、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才应当定罪处罚。上述所说的“数额巨大”,并非行为人实际获得的数额,而是指行为人主观上追求的数额。根据2011年两高《解释》第一条,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2、结合案情:郭某的行为不应定罪处罚

郭某谎称“包被别人捡拾,拾包人非要6000元才肯给包”,是为了让赵某认为捡走包的另有其人,且需要6000元报酬才能将包退还,其行为在形式上符合诈骗的要件。赵某为了“稳住”郭某,托付郭某代为找寻,并在拿到包后即向派出所报案,可以推定赵某并未因为郭某的谎言而陷入错误认识,交付5000元是为了向郭某赎回手提包。因此,郭某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诈骗未遂。但是诈骗罪属于常见的财产性犯罪,并不对公民的人身安全造成危害,其社会危害性较低。未遂又属于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大大降低了对公民权利的侵害程度,所以,应当只在犯罪未遂但是情况特殊时,才定罪论处。本文中,郭某主观追求的金额为6000元,并未达到五万元,不属于数额巨大的情形,郭某也没有其他加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则将其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有悖刑法的谦抑性。



结语

综上所述,本案中郭某实施了捡包隐匿、撒谎否认、撒谎索财三个行为,但皆不属于犯罪行为。首先,郭某拿走车上的包并将其带回家中隐匿的行为并不属于盗窃行为,因为被遗忘在郭某车上的手提包已经脱离了赵某的占有。其次,郭某虽然一开始隐匿了手提包并拒绝归还,但他并没有彻底剥夺赵某“手提包”这一财产的意思,实际上也归还了手提包,不能认定其构成侵占罪。最后,郭某称“包被他人捡拾,拾包人非要6000元才肯给包”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诈骗,但因赵某并未实际陷入错误认识而属于诈骗未遂。且因郭某主观上追求的金额仅6000元,没有达到诈骗未遂入罪的标准。因此,综合评价全案,郭某的行为属于一般违法行为,不成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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