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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状态”下的犯罪能否从轻处罚?
人气: 发布日期:2018/7/12 16:25:00

案例一:2006年11月30日,房某在白某的邻居金家帮忙修塑料大棚。白某携带白酒来到塑料大棚,叫金某喝酒,金某推脱不喝,白某就让房某和他一起喝。下午16时许,二人喝完两瓶白酒后,白某又将房某带到自己家中喝酒,喝酒时白某同房某发生争吵、厮打,在厮打中房某用白家的菜刀朝白某头部、颈部连砍数刀,致白某当场死亡。  

一审认为被告人房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量刑不当,不核准房某的死刑裁定,发回河南省高院重新审判。


案例二:2008年3月18日晚,侯某邀请甲到其家喝酒至深夜,后送甲回家。当行至乙(甲之子,甲在其家居住)家大门口时,侯某对甲实施殴打,又迅速从其家拿来菜刀,对躺在地上的甲的头部、躯干部一阵乱砍后回家。次日凌晨6时许,侯某从家中出来查看甲的情况,并用人力三轮车将甲送到当地诊所,但甲已因钝性外力作用于头部、胸部、会阴部等处,锐器损伤头面部,造成颅脑损伤,胸部肋骨多发性骨折,最终因创伤性休克而死亡。  

一审认为被告人候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量刑不当,不核准侯某的死刑裁定,发回河南省高院重新审判。


争议观点

1、认为两案件的被告人都属于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其行为均构成故意杀人罪,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房某和侯某均系酒后无故反复殴打他人,持刀朝他人要害部位反复砍击,致他人死亡,手段残忍、性质恶劣,且有关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证实两案件的被告人在实施犯罪时处于普通醉酒状态,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2、认为两案件的被告人均构成故意杀人罪,但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房某和侯某均缺乏明显的故意杀人预谋,系酒后激情犯罪,人在处于醉酒状态时对自己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有所减弱,应在量刑时予以考虑从轻处罚。


争议焦点

醉酒的人辨认、控制能力有所减弱,但在我国对“醉酒犯罪”从轻处罚缺乏法律依据,那么“醉酒状态”到底能否作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予以考虑?


笔者观点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认为上述两案件的被告人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虽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醉酒状态”属于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但在上述两案中,笔者认为应在定罪量刑时考虑如下几点因素:

1、从立法目的来看,我国的刑事司法精神和当代刑事政策是“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我国《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1999年10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维护农村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关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规定:“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都说明了在我国需要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大多数情况下应与死缓制度结合适用。死缓以判处死刑这个存在为前提,但是不具有立即剥夺被告人生命的紧迫性,于是它成为了一种特别的死刑执行方式,可以很好的协调死刑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之间的矛盾,在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2、从司法实践来看,醉酒后的犯罪应结合醉酒原因与主观恶性来进行定罪量刑。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意味着醉酒不能成为一种犯罪成立的违法阻却事由,更不能成为犯罪分子规避刑事责任的工具。但是抛开病理性醉酒不谈,即使是普通的生理性醉酒也的确会导致犯罪人的辨认、控制能力减弱,在这样的状态下通常容易说话不注意,也容易被激怒,这与正常状态下实施的杀人犯罪相比,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非难程度也相对较低。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分子为了达到不法目的,从而故意制造醉酒状态或假象、借酒壮胆、妄图酒后乱性等情形导致的犯罪行为主观恶性最大,过失醉酒次之,不可预见的情况下醉酒主观恶性最轻。在国外的法律中,对“醉酒犯罪”中醉酒原因的探讨,也可以找到理论依据。意大利现行刑法第87条规定:“以用作犯罪或犯罪现实的目的,把自己置于无辨别或无意识能力状态者,不适用85条第一款的规定(即无责任能力人的行为不罚)”,但是刑法第91条又规定到:“行为时由于偶然事故或不可抗力导致完全醉酒而无辨别或意思能力者,属于无归责可能(即无责任能力)”,还规定了:“虽不是完全失去辨别或意思能力,但显著减弱时,可减轻其刑”;而英国刑法中规定了醉酒的两种情形,“自愿醉酒”和“非自愿醉酒”,在承担刑事责任之时也会有较大的区分。因此笔者认为,在追究醉酒类犯罪案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之时应当要考虑醉酒原因及主观恶性,具体到本案来看,两案件的犯罪人都不存在故意或有计划地醉酒后实施杀人的犯罪预谋,犯罪结果的发生与醉酒行为并非是一种必然联系,而只是一种偶然联系。案件一中,房某醉酒的主要原因是白某的积极邀请,二人素不相识,白某带酒来到塑料大棚,邀请房某共同将白某带的两瓶白酒喝完,之后白某又主动将房某带入自家继续饮酒,这降低了房某对于自己醉酒原因的过错程度;案件二中,侯某醉酒的主要原因是与甲平日里就是好朋友的关系,喝酒是出于感情联系的一种方式。在案发次日清晨酒醒后主动将甲送至当地诊所救治,虽未能挽救被害人的生命,但也说明其有一定的悔罪表现。

3、需要考察对自冒风险行为的自我答责问题。我国酒文化历史悠久,酒文化已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工作应酬还是亲朋好友联络感情多少都免不了喝酒。但同时需注意的是,短时间内过度饮酒会摄取一定的酒精在体内,就有可能出现酒精性精神障碍的症状,导致辩控能力的减弱甚至丧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醉酒人常易实施刑法所禁止的行为,且在当今社会酒后滋事伤人的例子已经层出不穷,国家针对“醉酒犯罪”虽然还没有详细的法律规定和惩罚措施,但将酒驾入刑也说明了立法者对醉酒行为的重视,醉酒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险性。上述案件中,白某和房某切换场所连续喝了两场酒,甲与侯某则喝酒至深夜,被害人过度的放纵使自己和犯罪人均达到醉酒状态,这时就会有一定罹难的风险。因此在自我答责时,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和责任。

4、激情犯罪应当有其自身定罪量刑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两案件都属于典型的醉酒后激情杀人,房某与白某素不相识,侯某与甲更是素无恩怨(二人生活中是好朋友),犯罪人都明显缺乏预谋杀人的主观故意。我国刑法并没有对“激情杀人”设置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法学界还是普遍认为“激情犯罪”过错程度要轻于有预谋的犯罪。笔者参照国外刑法,找到一些理论依据,例如《菲律宾新刑法典》总则第一篇第三章“减轻刑事责任之情形”中,第13条第6项明确规定了激情犯罪这一减轻刑事责任的情节:“罪犯因受到强烈刺激而引起愤怒或思维混乱的情况下做出犯罪行为......”;《瑞士联邦刑法典》在分则第113条中对行为人因可原谅的强烈感情激动或在重大心理压力下而杀人的行为给予了从轻处罚;在英美国家的定罪量刑之时,“基于人性脆弱或压力之下犯罪”是陪审团要考虑的减轻事由。笔者认为,“激情犯罪”的犯罪人缺乏明显的犯罪预谋,犯罪动机与其自身性格缺陷、长期压抑的情绪积累以及被害人对其产生的刺激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犯罪人虽然手段较为残忍,也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客观侵害结果,但若仅仅考虑客观后果而不考虑行为人的认识、意志能力,将会陷入客观归罪与结果责任的误区之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上诉两案都属于“醉酒状态”下的激情杀人,应当在量刑时对被告人房某、侯某考虑予以从轻处罚。


笔者建议

当前我国对于“醉酒犯罪”还没有系统的立法化,仅仅只是在刑法第18条规定了醉酒的人犯罪需承担刑事责任以及对“酒驾”出台了相关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醉酒后犯罪具有数量较多、范围较广、原因复杂等特点。对此,笔者建议:

1、应当针对“醉酒犯罪”建立、健全较为详细、系统的法律法规。不仅可以在总则中明文规定,还可以在分则设立专节,进行较为详尽的规定。醉酒犯罪客观上可以分为“病理性醉酒”和“生理性醉酒”,根据醉酒原因的不同主观上又可以分为“故意醉酒”、“有计划性的醉酒”、“过失醉酒”、“无过失醉酒”以及“经常性、习惯性醉酒”等情形,应当在审判时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坚持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本着宽严相济的精神进行定罪量刑。

2、可以对“醉酒犯罪”在处罚上给予不同的法律措施。我国目前的刑罚种类只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5种主刑和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3种附加刑以及针对外国人的驱逐出境,这可能并不足以对“醉酒犯罪”实施最佳的惩罚效果。笔者认为可以设立新的法律措施或引入保安处分制度与法定刑种相结合适用,如将犯罪人关入固定场所进行治疗和监护居住一段时间,让其暂时远离酒场和可以贩卖酒的超市店铺;对于有酗酒恶习且罪行较严重的犯罪人,限制其消费,终身不允许购买酒和任何酒精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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