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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两则判例谈谈交通肇事中逃逸情节的规范性评价
人气: 发布日期:2018/9/22 11:00:12

交通肇事是社会生活中最常见、最频发的危害公共安全的事故,如何遏制交通肇事的产生,以及防止交通肇事的危害后果进一步扩大化,需要相应的刑罚手段予以规制,但是刑法同时也是犯罪人的权利保障法,不得以片面的预防犯罪为由加重行为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因此本文以逃逸情节的规范性评价问题为角度,谈谈如何准确对交通肇事罪的定罪与量刑,避免不合理刑罚。您对本文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或者来稿与之探讨,对于在本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的原创稿件,将结合阅读量酌情给予奖励,湖南省刑事法治研究会每年还将对原创文章进行评奖并予以不同等级的奖励。还等什么,快来投稿吧!投稿邮箱:hnsxsfzyjh@126.com

一般而言,交通肇事中的“逃逸”是指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现场的行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对于交通事故责任的查清,现场的保护,交通秩序以及受伤人员的救助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因此立法者往往对交通肇事逃逸的行为加重处罚。但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逃逸的加重从行政法规到刑法的多方位覆盖使得对交通肇事罪的处理容易甚至不时突破正义的边界,造成了不应有的混乱与滥罚,笔者试以两则对立的判例,谈谈交通肇事中逃逸情节的评价问题。

 

一、案例引入

判例一:

经审理查明,20142102050分许,被告人周某甲驾驶鲁M×××××号轿车沿滨州市长江一路由西向东行驶至渤海十二路路口以东新概念汽修厂处时,与前方同向行驶的崔某甲驾驶的三轮电动车发生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崔某甲受伤,周某甲弃车逃逸。经滨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西城区大队认定,被告人周某甲负事故主要责任。经鉴定,崔某甲之损伤属重伤一级。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周某甲驾驶机动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重伤,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且肇事后逃逸,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人周某甲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处罚。其所驾驶的肇事车辆投保车辆保险,为赔偿被害人崔某甲经济损失提供了部分财产保障,对其可酌情从轻处罚,因此以被告人周某甲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与一审相同并维持原判。

判例二:

200562723时许,被告人陈全安驾驶悬挂鄂A/17734号牌(假号牌)的大货车从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往西樵镇方向行驶,至樵丹路北西科技园路口时靠边停车等人。期间张伯海驾驶粤Y/B9357号小型客车(车上搭载关志明)同向行驶,追尾碰撞陈全安驾驶的大货车尾部,导致粤Y/B9357号车损坏、关志明受伤和张伯海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陈全安驾车逃逸。2005729日,陈全安及其肇事货车被公安机关缉获。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人陈全安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张伯海酒后驾驶机动车,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交通事故发生在前,陈全安的逃逸行为发生在后,其逃逸行为并非引发本次交通事故的原因。至于陈全安有无其他与本次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如陈全安是否在禁止停车路段停车、其停车是否阻碍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陈全安的其他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应否对事故负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一审没有查明,在事实不能查明的情况下,应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如果陈全安有在禁止停车的路段停放车辆从而妨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的违规行为,结合本案事实,陈全安也只应负同等责任以下的事故责任。而公诉机关仅指控陈全安有逃逸的违规行为。因此,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陈全安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原判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二、问题的提出

对于判例一而言,原审法院与二审法院判决中均未指出被告人周某在发生交通事故以前是否存在违反交通运输法规的行为,依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可以得出被告人周某在事故发生前没有违规行为。而在判例二中,二审法院则明确指出现有证据无法得出被告人陈某事故前存在违规行为,那么将二判例相对比后可以发现,二被告人在事前均无违规行为,并且事后同样有逃逸行为,此外,判例二被告人所造成死亡一人的危害后果明显大于判例一被告人所造成的重伤一人的危害后果,但却得出相对立的生效判决,判例一结论是维持原判,判例二结论是发回重审。可见,逃逸情节如何评价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对于交通事故是负“全部责任”、“主要责任”还是“同等责任”是划分罪与非罪,最轻与罪重的重要标准。并且实务中普遍以交通事故认定书为直接依据认定责任,同时《道路安全管理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此外,《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因此,交通事故发生后的逃逸情节往往无形的经过一系列评价,使得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一跃成立交通肇事罪,判例一所呈现的判决即是如此。对此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以交通事故后逃逸所认定的交通事故责任能否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第二,用来认定交通事故责任依据的逃逸行为能否在入罪阶段再次评价?以上两个问题涉及到交通肇事罪中因果关系的判断以及逃逸情节的重复认定问题。

 

三、逃逸不应为刑法上对交通事故认定的评价对象

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首先,交通肇事罪是典型的空白罪状,即必须以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为前提。其次,交通肇事罪是典型的结果犯,必须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的危害后果。再次,刑法条文中对“因而”的描述表明,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与发生重大的交通事故的结果必须具有因果关系。具体而言,因果关系体现以下两点:第一、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在前,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结果在后,而不能倒置因果关系的判断。例如,在上述案例中,被告人在交通肇事前并没有违规行为,事后的逃逸行为不可能是交通事故产生的原因,因此上述案例基于因果关系的限定不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第二、此处的因果关系并非一般生活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并非只要有违规行为从而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就能认定具有因果关系,而是要判断行为人所造成的结果是否在其违反规范的保护目的之内。例如,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禁止酒后驾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驾驶者因为饮酒而导致驾驶能力减退或者丧失进而导致交通事故。如果酒后驾驶并未导致驾驶能力减退或者丧失,而是由于车辆出现了驾驶者不能预见的刹车故障而造成交通事故,那么就不能以交通肇事罪论处。显然,基于对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的实质分析,交通管理法规对逃逸行为的禁止目的在于禁止交通事故发生的危害结果进一步扩大,而且逃逸行为对交通事故的产生不具有原因力,因此事后的逃逸行为不可能成为违反前置法罪状的评价对象。那么为什么判例一会认定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呢?笔者认为这与司法实务中忽视刑法条文的规定,简单、机械地适用《解释》有关。按照判例一的论证逻辑:周某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一人重伤→周某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根据《条例》在交通事故后逃逸应负事故主要责任→根据《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第(六)项的规定来处理(该项规定为:“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被告人周某构成交通肇事罪。可见,这种简单以司法解释为准绳,而不顾刑法条文规定的做法是错误的。根据前文分析,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有其特定的因果关系要件,因此笔者认为该款正确的论证路径应为:存在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一人重伤→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应对事故负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交通肇事后行为人逃逸→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判例二法院基于刑法条文的规定亦是采用这种路径。因此,既然被告人周某在事故发生前不存在违规行为,那么在第一步便可排除交通肇事罪的成立。申言之,以肇事逃逸为依据认定的交通事故责任不能成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进一步而言,《解释》中所涉及到“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并非简单由交通事故认定书所确认的行政责任,而是法官剔除掉与事故发生无关的违章行为经实质审查后认定的行为人对交通事故所应负责的大小。

理论上也有学者主张“逃逸者负全责”入罪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其主要理由在于:1.交通肇事后逃逸是社会普遍现象,逃逸者入刑可以遏制肇事逃逸的势头。2.交通肇事后逃逸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域外国家和地区通常将肇事后逃离事故现场、不履行报告义务和救助义务的行为单独规定为犯罪,如德国规定了逃离事故现场罪。3.我国交通肇事罪的处罚轻于普通过失犯罪,规定“逃逸者负全责”并承担基本犯的责任,不至于使逃逸者承受过重的刑罚。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1.单纯的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是否入刑是立法问题,应由立法解决,不能因为逃逸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对刑法条文作类推解释或忽视刑法条文的规定,否则明显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2.单纯的交通肇事逃逸即使不构成交通肇事罪并非意味着不构成任何犯罪,如果认为先前行为所造成法益危险状态可以作为义务来源,那么合法驾驶发生事故使他人重伤后逃逸可能成立其他不作为犯罪。3.退一步说,即使“逃逸负全责”的交通事故责任可以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但将逃逸再次评价为《解释》第二条第一款中(六)为逃避法律逃离事故现场的情形,似乎有违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对于该点有必要予以单独探讨。

 

四、禁止重复评价下的逃逸情节的认定

根据前述分析,在判例一中即使抛开交通肇事罪中因果关系问题不谈,在认定事故责任时以逃逸情节为对象进行一次评价认定被告人承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之后再以满足《解释》入罪情形之一,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以交通肇事罪论处,便在入罪阶段再次对逃逸情节进行评价。实际上,对同一逃逸事实在定罪中评价了两次。不仅如此,如果不仔细揣摩分析条文之间的关系以及逃逸的规范评价,很容易在量刑阶段再将逃逸情节考虑在内,因为根据刑法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也是法定刑升格条件。

一般而言,所谓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是指刑法上对同一事实不得经过两次以上的评价。其理论来源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一事不再罚,即“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再度受罚”,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合理性在于:1.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自由,不致于受到无限制的刑罚痛苦之中。2.反映了一罪一罚的朴素正义观念。3.有利于维护法院判决的权威性。除此之外,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也是罪刑均衡原则的体现,如果重复对案件事实进行评价,必然使得行为人所受刑罚超出所犯的罪行。不仅如此,在一些国家已经明确对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予以立法,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第五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而两次受生命或者健康的危险。”又如《日本宪法》第39条后段规定:“对同一犯罪不得重复追究刑事责任。”再如《德国刑法典》第46条量刑基本原则第三款规定:“属于法定构成要件特征的情况,可不予考虑。”因此,如今学界普遍赞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但对于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与对象仍存在争议。就针对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情节而言,存在以下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事故责任应当以公安交管部门的认定为依据,存在逃逸情节的,按照刑法规定,应当认定交通肇事罪,并以逃逸情节升格法定刑。第二种观点认为,逃逸情节可以作为事故责任认定的对象,同时作为入罪条件的评价对象,因为行政法上的评价与刑法上的评价具有独立性,但不能既作为入罪条件使用又作为量刑条件双重适用。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坚持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基础上,认定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时,应从刑法规定本身出发,严格按照该罪犯罪构成进行实质判断。

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更具有合理性。一方面,第一种观点明显不当,理由如下:第一,仅仅依据交管部门所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而判定事故责任实际上使得行政权代替审判权,使得法官审判的独立性缺失;第二,将行政责任与刑事上的责任相混淆,行政责任的认定目的出发在于行政管理,以提高效率与便于管理为先,许多事故发生之后的行为如逃逸、毁坏证据等推定行为人负全责或主要责任的行政责任,而承担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在于行为符合某个具体犯罪构成,目的在于保障人权,使被告人受到合理的刑罚,因此交管部门对交通事故的认定对于刑事审判而言仅具有参考作用,认定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应从刑法规定本身出发,严格按照该罪犯罪构成进行实质判断;第三,从刑法自身出发,“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法定升格条件的认定属于情节加重犯,必须以基本犯的成立为条件,如果逃逸情节使得基本犯的成立,也就不能再次评价为情节加重犯。《解释》第三条“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明确排除第二条第二款第六项“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现场”的行为,显然意在指出逃逸不得既作为定罪条件使用而又作为量刑条件使用。

另一方面,第二种观点认为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交通肇事逃逸的事故责任的认定属于行政法上的评价,而刑法上对“为逃避交通事故而逃离现场”的认定属于刑法上的评价,从不同规范目的出发评价同一行为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这种观点亦有待商榷。诚然从不同规范目的出发可以对同一行为进行评价并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如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等。但是,在交通肇事罪中对逃逸的评价问题至始至终都属于刑法上的评价,如前所述,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责任并非认定交通肇事罪的认定的唯一依据,只是法官审判案件的重要参考,只有当交通事故认定书上所认定的内容经过法官的实质审查后才能作为刑事案件中表明行为人对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的程度,经过这一流程,也才完成了行政法评价到刑法评价的转化,换言之,因逃逸而承担的事故责任经法官审查确认后便经过一次评价,不得再将逃逸情节作为入罪条件予以考虑。

最后,综上所述,基于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对逃逸情节的规范性评价必须符合以下规则:1.逃逸情节因不符合交通肇事罪中因果关系的要求不得纳入刑事上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评价之中。2.基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逃逸情节不得既作为入罪情节又作为量刑情节。

 

结语

如耶林所言“刑罚如同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国家与人民两得其利;用之不当,国家与人民两受其害。”在法律上评价一个行为“当”与“不当”最高的标准在于是否能充足法的正义性,就刑法而言,评判刑罚所用之处是否“正义”,便是是否能准确的对涉刑行为的定罪与量刑,亦即罚当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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