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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务犯罪调查权
人气: 发布日期:2018/10/6 12:31:15

为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国家监察委应运而生,但如何正确界定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能、权力以及责任仍然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本文作者以国家监察委对职务犯罪的调查权为角度,分析了调查权的定位、与侦查权的关系并基于实践阐述了个人看法与建议。

 

随着2016年,监察委员会的试点的推进,在北京、山西、浙江三地的监察委改革与试点,至2017年监察委员会改革的全面推进,在全国范围的监察委员会的组建形成了检察院“转隶”的浪潮。2018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任命第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主任杨晓渡,并于2018320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标志着新中国建国以降国家监察体制的新景象。早在2001年,《行政监察法》、《刑事诉讼法》对职务侦查的侦查程序与侦查手段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在中国公检法诉讼审判结构下,监狱、国家安全机关、军队内部安全部门的侦查对职务犯罪案件职能明确而又固定下来。“转隶”以来,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结合组建,奠定了监察委的初步职能定位与组织人员分配。《监察法》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法治的绝对领导进一步优化,为其更好的执政和完善党内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监察法》的出台规定了监察机关的职能、责任与权限,为我国的“反腐”工作注入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也为更好地完善职务犯罪侦查、移送起诉的技术性措施提供给了法律的规制,使其更好地保障被调查人的基本人权和更好地保障职务犯罪侦查的合法性,规范国家监察工作和加强国家工作人员队伍的建设。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定位

 

《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至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机关性质、人员组成、任期限制、组织与职权的法律依据以及与公检法部门在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中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的职权行使。《监察法》(草案)第十五条至十九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各级监察机关的主要职能和职责,而320日正式通过的《监察法》第十一条进一步统一明确了监察机关的职责是监督、调查、处置,在立法技术层面使得国家委员会的调查权更加明晰直接,反映了中国特色监察体制下的监察机关具有调查权、监察建议权及部分政务处分权,在下文中仅以监察机关的侦查权进行浅析,其余恕不赘述。《监察法》第十五条规定了监察机关对于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对应《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至第四百一十九条关于贪污贿赂罪、渎职罪之规定)的侦查范围,这是继整合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反贪污贿赂局、反渎职侵权局等机关组建之后,以法定形式对于监察机关的调查权行使范围作出了法定性规定。中国特色监察体制的建设重建了以往《行政监察法》背景下,由纪委、检察机关、监察机关及国家安全机关等多部门对于职务犯罪侦查的“三机关、多部门”的职务监察局面,统一了党内监督、政务廉洁性监督、反腐败渎职监督的侦查队伍,使得国家监察机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高效的开展监察工作。

 

监察委员会的职责在《监察法》中规定了其监察建议、职务犯罪侦查、政务廉洁性处分的职能,从其职责范围来看,监察委员会的侦查职责起到了侦查主体的实质性效能。明确监察委员会实质上就是反腐败工作机构,和纪委合署办公,代表党和国家行使监督权,是政治机关,不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过程中,始终坚持把讲政治放在首位,有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不断增强反腐败工作的政治效果。同时形成监察机关与司法执法机关相互衔接、执纪与执法相互贯通的工作机制。《监察法》明确了监察委员会的职能为调查、监督、处置三项,就其处置而言可分为政务处分决定、监察建议、问责、移送公诉等四类处理方式。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将调查结果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此处监察委员会与公检法机关的配合衔接机制初现端倪,侦查权行使在此处略述,其余部分会在下文展开。既然监察委员会是政治机关,不是司法机关,也不是行政机关。那么,监察委员会的侦查权定位需进一步深思。

 

(一)监察委员会是政治机关,是依法捍卫政务廉洁性和国家公职人员不可收买性的不可或缺的政治机关

 

监察委员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试点、组建、成型并合法化的政治机关,适应了我国对反腐反贪新形式的要求,改变了以往多机关反腐反贪等职务犯罪侦查布局分散的局面。《监察法》的颁布,标志着职务犯罪工作的高度一致性,更有利于反腐反贪的推进。法律是生活的产物,是政治文明的体现,更是新形势的要求,良好的法律会推动和保障生活。而法律现象背后是法需求主体对法律规定的迫切需要。监察法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人民需求出发,保障人民对日益美好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打击贪腐分子,维护国家体制的稳定、和谐。同时监察委员会的出现为党内监督、职务犯罪侦查提供了法律依据,改变以前党对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直接监督仅停留在政治监督、社会监督层面,使得未来开展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监督更加拥有政治和法律双重正当性基础。

 

(二)监察委员会是享有侦查权的政治机关,其侦查权的行使与公检法机关衔接

 

根据《监察法》第十一条之规定,监察委员会对其所调查的职务违法行为结果可分为职务违法行为、职务犯罪行为,其中对于职务违法行为处于政务处分、监察建议、问责,而对于职务犯罪行为的调查结果应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同时《监察法》第四条规定,监察机关在工作中需要协助的,有关机关和单位应当根据监察机关的要求依法予以协助,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审计机关对于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应移送监察机关调查处置。对于检察机关认为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时的证据不足情形,检察机关可要求监察机关补足或必要时自行补充侦查,对于不起诉决定不服的,监察机关亦可要求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复议。此处规定,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侦查机关移送起诉时“相似”,但公安机关对于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不服的处理为可以向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要求复议,对复议结果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同时其侦查权(调查权)的行使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须等待《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修改。

 

(三)监察委员会的侦查权应受《刑事诉讼法》规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审判机关、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为法定的侦查取证主体,而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将监察委员会纳入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定取证主体。根据《监察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监察委员会所调查职务犯罪案件的证据、涉嫌职务犯罪所得财物等相关与被调查人涉嫌职务犯罪的材料移送人民检察院,并制作起诉意见书,交由人民检察院审查、提起公诉。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附则一章中,规定了监狱、军队保卫部门、国家安全机关对于侦查移送起诉的程序性规定,其所移交的证据证明标准及证据类型参照《刑事诉讼法》对与刑事案件的证据要求。而对于新颁布实施的《监察法》对被调查人的证据收集手段规定为“调查”而非侦查,这一名词界定将与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据收集手段作出了区分,但与其他刑事案件对于移送证据时的证据收集程序的合法性、证据收集手段的合法性和刑事诉讼法所主张的正当法律程序有一致性。再次回归对于监察委员会的地位界定问题,监察委员会是政治机关,但其《监察法》的规定的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衔接及与公安机关的密切配合,显示了监察机关何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视野,即检察机关对于监察机关所提交证据予以采纳或退回补充调查后符合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要求才标志着监察机关所调查的被调查人转变为犯罪嫌疑人。同时对于与中国共产党纪委采取的党内调查特殊手段和公安机关侦查手段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留置权,起到了讯问被调查人的正当法律程序宣示,在《监察法》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条规定了留置的决定、执行程序、采取留置措施的条件、留置措施的后置处置。关于监察委员会留置权的性质定位,可以视为国家公权力机关对于法律所规定的政治和法律目的所采取的法定必须手段,其手段的行使不可与刑事诉讼程序相抵触,但在其特殊领域内(即职务犯罪调查)有其特殊规定(如留置时间每次不得长于三个月,与人民检察院决定或者人民法院批准、公安机关执行的逮捕措施相同,但决定机关为监察委员会而非人民检察院),同时监察委员会既然提交证据对于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证据证明标准相类似,故应采取与现行《刑事诉讼法》附则规定的同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一同在各自领域内就各自专属范围有特殊规定,但不同于刑事诉讼法对于普通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收集程序。且《监察法》附则对于人民解放军队伍、人民武装警察队伍的监察工作应当根据本法制定具体规定,标明监察法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此作出了进一步的扩大解释,也显示了《监察法》相当于《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部分的特殊补充规定。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的内外权力监督框架

 

侦查主体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享有法定的侦查权力,可以依法定程序收集案件证据材料,查获犯罪嫌疑人的机关,包括侦查机关中具有从事侦查工作的人员。根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我国享有侦查权的主体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在中国刑事诉讼机构中,除上述侦查机关外,起到侦查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作用的监察监督布局,以《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中国的侦查机关在移送起诉前的分类布局,即以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为党内监督,以公安机关侦查部门、检察院自侦部门为常规监察单位,以监察部门(原隶属于国务院的监察部及其下属机构)为政务廉洁性侦查监督。随着2018320日《监察法》的出台,监察委员会侦查职责的明确,监察委员会所具有侦查机关属性面世并受法律规范监督,其侦查手段、侦查程序在《监察法》中予以明确,其用以刑事诉讼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证据收集要符合《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严格证据标准,从而保障对职务犯罪侦查起诉的准确性以及对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合法权益保障。英国《警察法》以强制性规范规范警察的违法行为,但对于我国职权监督的监督,在刑事诉讼法体系中以非法证据排除以及违法职责追究严格对侦查人员及所收集证据的程序要求及取证手段。国家监察机关的调查权是以后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起主要作用力的国家公权力,其价值目标在于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和震慑国家公职人员的贪污腐化渎职行为,其价值评价通过严格的审批、审核、处置来确保对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进一步提高党对国家监察权的领导,提升对反贪反腐案件的处置效能。

 

监察法的源权性在于人民,其权力的行使是为了保卫国家工作人员队伍建设的廉洁性和党对国家的正确领导,但监察委员会在执行职务的法定化随着《监察法》的通过逐渐明晰化。故仅就《监察法》中所涉及职务犯罪侦查展开探讨,进一步思考其权力行使的合法性范围及权力监督制约关系。在2017627日开始发布《“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排非规定》)规范了关于侦查机关取证程序、取证手段的合法性规定,为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对于违法证据的排除性和瑕疵证据的补足性作出了明确性的要求,同时加强了检察机关对于移送起诉的所提交的证据通过对取证的法律监督职能,而且通过庭前会议质证、认证的审判程序予以进一步的程序保障。我国审判机关采取控辩审诉讼结构,新修订的《宪法》明确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机关法律地位,就其监察建议、职务犯罪侦查、政务廉洁性职责而言,虽不是国家司法机关,起到了侦查机关的实质性作用,同时在不久的将来,相信《刑事诉讼法》的相应修改会将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可诉性法定化,在《刑事诉讼法》第二章侦查一章中补充规定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以及监察委员会类似于公安机关的预审职能,使之更加合理合法的注入到社会主义强国的法制建设当中。

 

320日通过的《监察法》中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监察失职的法律后果以及严格监察委员会调查权审核,在职务犯罪领域将以前由检察院决定自侦或人民法院批准、公安机关执行逮捕的侦查程序改为由监察委员会上报上级监察委员会备案后执行调查的国家监察机制新程序。这样有利于统一对职务侦查队伍的一致性和更能以节省监察工作时间挽回国家损失,但仍会有不足之处,在于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如不尽早纳入《刑事诉讼法》之中,将会不利于对国家公权力的权责一致性规范化。监察委员会的3项职责12项措施是适应新时代国家反腐工作的需要,其《监察法》中关于严禁侮辱虐待被调查人的规定是体现对被调查人基本人权的保护,也是和《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相一致。其权力监督形式通过人大监督、自我监督、明确监察机关的工作人员职责以及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的互相制约来实现新的权力监督形式,同时在实质性工作上,通过与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方面,通过检察机关对证据收集和案件的法律监督,能更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为此,检察机关为更高效的接管案件衔接,设立了专门的案件接管部门,如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职务犯罪检察部、山西省法院对职务犯罪案件分流等衔接办法,刚通过的《监察法》将检察院的不起诉权和退回调查权予以明确,但是对于律师辩护权的介入仍有不明朗之处。

 

三、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调查与侦查

 

(一)调查与侦查的权力适用对象比较

 

调查权是监察委对于涉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调查措施,基于留置等调查手段开展的诉前调查行使的权力;而对于侦查是受刑事诉讼法所规制赋予公检法等可以实施刑事侦查的刑事强制措施。两者都是对于事件的再现,前者是对于职务犯罪、职务违法的证据收集手段,而后者是犯罪的证据收集手段。两者既有相同之处,既有差异之点。现行《刑事诉讼法》与刚颁布的《监察法》的如何融合吸收是法律实践者界定调查与侦查的权力行使范围、权力监督框架区分的期待之处,而侦查与调查都是法律审判“三段论”第二环节的重要实现手段,事实的再现需要法律规定之,而再现是否突破现有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框架,是现今和未来研究的方向。

 

现行《监察法》第十五条规定监察委员会所监察的六类对象,将监察对象进一步明确,本次《监察法》的制定使用了国家公职人员的概念,不同于以往《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界定,可以对于具有身份犯性质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大解释。我国现行《刑法》第九十七条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为四类,同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补充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等村集体组织人员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情形,而现行《监察法》直接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予以明确是对该解释的采纳适用。对《监察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由于公务员制度的不健全,刑法使用了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但其实质仍然相当于国外的广义的公务员概念。本次《监察法》将以往刑法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二元性定性(身份论和公务论),进行了列举性的规定,同时该条第四款所规定的“......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相比于以往从事公务的人员进行了突破定位,将监察范围扩展至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领域,这里调查权的行使扩大了以往职务犯罪的侦查范围。

 

(二)调查与侦查的外延比较

 

调查与侦查在刑事犯罪领域都是对犯罪事实的再现,是对案件实现还原的必要手段。两者都规定了技术强制措施,也规定了对于不同程度的案件所应适用的手段选择。《监察法》中的调查权不仅规定了职务违法调查的范围,而且对于职务犯罪领域的调查行使和证据收集,《监察法》吸收新颁布实施的《排非规定》对于证据收集的法定要求,同时将调查对象从《刑法》的贪污渎职犯罪领域从侦查主体的侦查权中予以分离。《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等多机关相互衔接、相互配合,对与涉嫌职务犯罪领域的案件进行“特案特办”。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主体所享有的侦查权的普通犯罪的侦查权范围通过了《监察法》的颁布实施予以限制,至于《监察法》规定的调查权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侦查权的外延是并列关系、还是包含关系,需要等待进一步探讨。

 

1.调查权与侦查权在调整规范上是包含关系

 

《刑事诉讼法》附则第二百九十条规定了主流侦查主体之外的其他侦查主体范围,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等特殊侦查主体的侦查权,这几类特殊侦查主体的侦查权是根据其国家机关的工作属性及所辖领域来界定,如国家安全机关仅负责涉嫌危害国家安全领域犯罪的侦查,军队保卫部门仅负责涉及军人犯罪案件的侦查,监狱则仅负责监狱管理范围内案件的侦查,其三类侦查权的行使既有共同之处,又有特殊之处。特殊侦查主体的行使无论其根据侦察对象范围、侦查案件性质范围、侦查空间领域范围来界定,都是在《刑事诉讼法》所规制之下开展其侦查权的行使。其侦查定位都是侦查移送审查起诉的必经阶段,其决定主体都有其特殊规定,如监狱作为侦查主体的侦查权(狱内侦查权)的行使是在对要害部位和重要场所进行检查控制,1996年所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对于狱内侦查权的定位予以明确;对国家安全机关的侦查权的行使,《反间谍法》第八条对国家安全机关的行使范围予以明确。从法律规范来说,《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常规侦查主体(公安机关)与特殊侦查主体的法律依据规范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联系,同时依据其特殊侦查主体所依存的侦查环境和侦查权适用对象都是其行使侦查权的特殊法律规范依据,从哲学角度上根据矛盾的特殊性,特殊问题特殊对待。特殊侦查主体的侦查权的行使是根据行使权力的便利性和适用对象的特殊性来根据,有利于更好的保证证据收集手段和程序的合法性,保证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更好做到的预防和惩罚犯罪的统一。而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的行使同样是特殊领域下的行使,针对其侦查对象的特殊性——国家公职人员所展开职务违法、职务犯罪调查,相比较于上述三类特殊侦查主体而言,其调查主体的特殊性是根据其反贪污腐败渎职的职能而定,是新时代下的政治机关,适应反贪腐的新形势。从调查权行使程序来看,其调查权的决定是监察委员会决定;从调查对象来看,是针对涉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案件调查;从被调查主体来看,其《监察法》规定了明晰的国家公职人员范围。从法律规范秩序性来看,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的并入《刑事诉讼法》符合特殊侦查主体的要求,受《刑事诉讼法》调整更符合刑法对于犯罪规制的一致性,故在此处认为从调整对象来看调查权与侦查权是包含关系。

 

2.调查权与侦查权行使程序上是并列关系

 

《监察法》规定了监察委员会对于调查权的决定权,其行使模式是监察委员会决定对采取调查权对象的措施行使,而对于传统刑事强制措施的行使是检察机关批准或者审判机关决定、公安机关执行,相对于传统刑事强制措施程序来看隔离了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对于调查权的决定,可见对其特殊领域的调查权行使,监察委员会具有绝对决定权。无论是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发现涉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案件应当移送监察委员会调查,还是监察委员会认为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公安机关正在办理的尚未侦查完毕可能涉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案件均有权要求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移送其调查,并且可要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予以配合。可见在调查权运行程序上,监察委员会认为可能涉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案件,可以有决定其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案件诉前侦查程序的权力,同时是两者可以相互衔接、相互配合,体现了调查权与侦查权在行使程序上的并列关系,同时进一步印证了调查权在刑事犯罪案件中的特殊性。

 

3.关于调查权与侦查权的交叉融合情形

 

监察委员会发现可能涉嫌职务犯罪的特殊情形,《监察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监察机关与其他机关的主次、协助关系,规定了当出现监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出现管辖交叉时以监察机关为主调查、其他机关予以协助的分工配合机制。在刑事领域作为侵犯法益的情形,除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管辖以外,规定了几种侵犯特别法益的特殊管辖措施并配置相应的国家机关,正如上文所言,实现特案特办从而实现对法益的最佳保护和确保办案质量。当出现交叉融合时,对于国家安全机关的做法是以国家安全机关为主导、其他机关予以配合的侦查布局。而对于监察委员会处理与其他国家机关的侦查关系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照国家安全机关对于专职保护法益所采取的刑事侦查措施,国家安全机关同样不是司法机关,也不是行政机关,是国家安全机关。那么,对于监察委员会的定位,既非行政机关,又非司法机关的定位,在比较国家安全机关处理与其他机关的情形之下,进一步印证了调查权的行使应该具有可诉性,即应该纳入刑事诉讼法所规制,进而从调查权与侦查权的交叉融合情形可从特殊侦查权与侦查权的分工配合找到答案,也可以说调查权属于特殊侦查权。

 

无论是调查权与侦查权在调整规范上是包含关系,执行程序上是并列而行,关于调查权与侦查权出现交叉融合情形的处理,进一步印证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的可诉性,应受《刑事诉讼法》所规制,且应在附则与其他特殊侦查主体予以明确,作为同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军队保卫部门一样作为特殊侦查主体行使特殊侦查权——调查。但是,调查权的行使相对于侦查权的行使,其调查对象即被调查人的主体范围,较之传统刑事处理方法对于反贪、反腐、渎职侦查等侦查措施主体进一步扩大化。其与其他国家机关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的情形由于作为新事物的出现,也必不可免的出现问题。

 

四、基于实践的分析与研究

 

“监察委”“监察委员会”为关键词从搜索可知监察委移送人民检察院的起诉决定书共计42件、有关监察委中国裁判文书网、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调查贪污受贿案件移送起诉案结的判决书共计11

 

调查虽非刑事侦查,但是职务犯罪之调查却与侦查有着同样的内涵与实质,在职务犯罪侦查权整体转隶国家监察机构之后,这项规范的效力也应转而直接拘束国家监察权。从上述判决书可以看出监察委员会从2017年初成型之后,到2017年底的全面试点方案落实,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使得被调查人主动交代犯罪事实,并将调查收集的证据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同时人民检察院对监察委员会的审查起诉起到了对侦查主体的法律监督效能。在目前看来尚未出现对监察委的退回补充调查情形,但是现行《监察法》对于律师帮助权介入尚未作出详细规定,这表明监察委员会对于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只有进入起诉阶段才能真正进入刑事诉讼阶段从而受刑事诉讼法所调整。律师帮助权的介入问题是在证据链条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对于监察委员会证据收集问题虽有《监察法》予以明确证据收集违法的法律后果,规定人大监督、多机关相互制约、内部监督等多种监督手段,但是没有检察院在其中起到法律监督的职责,更没有辩护权的介入,仅仅停留与外部监督机制这样会滋生非法证据问题,导致“零口供”的冤案甚至可能成为政治打击工具。故从监察委调查的内外监督机制可看出其监察机制的运转是停留于形式的外部监督,对其实质调查阶段仍有不足之处。对于仅停留于审查起诉阶段的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和律师会见阶段的辩护权介入,是远远不会避免非法证据的滋生问题,这对监察委员会人员的调查权行使提出了技术上的考量。

 

根据《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文字分析,可从“相关人员”为关键字可以看出《监察法》对职务违法、职务犯罪调查对象的监督范围扩大,相比于传统刑事法律程序而言,本次《监察法》首次规定了对于涉嫌职务犯罪的行贿人等国家公职人员以外的行贿人的规制。根据《监察法》释义可知立法目的之一是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

 

《监察法》突破了以往对于检察机关只侦查职务犯罪行为的布局,将职务违法行为进一步纳入到调查之类。该表另一突出之处,在与《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相比失去了律师帮助权的介入,这是权力行使监督的另一空白之处,可以说沿袭以往“双规”期间不允许律师和法律帮助介入的传统,进一步调查仅为调查不为司法行为的格局明确化。但如上述,如果《监察法》作为《刑事诉讼法》的特殊法,受《刑事诉讼法》所规制,监察委员会作为特殊侦查主体行使调查权应该保证遵守《刑事诉讼法》所确立和《宪法》所明确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理念,充分维护被调查人获得更为有效的律师帮助权。

 

五、结语

 

综上,应《监察法》通过之际,进行了浅显的思考。梳理了监察委员会从开始试点组建,转隶,再到监察委员会全面推开试点。《监察法》是一门独立新型的法律部门,从试点到全面,从实践到理论,均证明监察委员会既不是司法机关,又不是行政机关,是政治机关。对于监察法的研究也是学界众多声音基于刑事诉讼理论进行分析探讨,一些有关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与刑事诉讼的侦查权的性质比较需要学界和立法对此予以进一步完善和探究,同时对于律师辩护权的介入和留置权法律地位更是存在很多学理争议。监察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监察体制的新征程、新起点,是继行政监察之后,综合党内监督和司法检察,对于中国反腐反贪工作的一个新的方向,同时《监察法》有关国际反贪污腐败合作方面更是积极与瑞典等监察体制国家相借鉴。这是中国反腐的新生态,很好对贪污腐败分子起到了一个警钟作用,但其体制的不健全之处仍需进一步完善。未来就刑事诉讼法相应修改进行如下展望:(一)将监察委员会调查并入刑事诉讼法侦查当中,同时予以特殊规定和普通刑事侦查措施区分开来,如其调查权的决定主体仍不同于侦查权,保留监察委对于调查、留置等强制措施决定权。这样既有利于反腐行动一体化,也有利于在涉嫌职务犯罪的调查当中做到权责一致。(二)在监察委员会的调查、留置等强制措施执行过程中,派驻检察官进行法律监督,将法律监督权由审查起诉到派驻检察官监督监察执法行为,这样有利于保障和督促监察机关执法的合法性。(三)律师帮助权的介入虽不能介入到调查阶段,但可以通过加强律师帮助权的保护,通过律师帮助权的保护进而加强对被调查人的辩护权保障,使得被调查人的权益得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双重保障。通过完善监督体制和加强审查衔接,实现对“冤案错案”的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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