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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以典型案例为视角切入
人气: 发布日期:2018/10/15 16:56:14

过度维权行为是维权的一种方式,在一定条件下有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可能。

 

相信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遭遇过买到假货、吃饭吃出异物、买到的产品质量不合格等问题,那我们是否有权利进行维权?维权是否也有相应的限度?若过度维权是否构成犯罪?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哪?   

 

维权,是指行为人在权利或利益受到侵害时,通过一定方式来维持或恢复自己权利的行为。从维权的方式上讲可分为二类:一是公力救济维权,如向消费者协会投诉、向法院起诉等;二是私力救济维权,如与侵权人协商。

 

法律为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进行维权提供了制度保障,其权利来源的依据有《民法总则》及其司法解释、《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就维权方式的选择而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消费者若与经营者发生权益争议,可选择与经营者协商或向消费者协会等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也可向行政部门投诉、提请仲裁机构仲裁或向法院起诉等方式。”就赔偿数额的确定而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的,除返还购买原有商品或服务金额外,追加赔偿该金额三倍,不足五百元按五百元计;若经营者明知商品或服务存在缺陷,造成消费者人身严重损害,偿付各项费用外,还有消费者损失两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此外《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由上述法条我们可以得知,我国通过立法的形式支持消费者通过各种合法的途径和方式维权,并在法律上赋予消费者有权要求生产者和经营者给予超过商品价款数倍的惩罚性赔偿的诉求。

 

一、问题的提出与典型案例

 

近年来,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消费者在权益受到侵害时,积极运用私力救济维护自身权益的现象十分普遍,但其中由于过度维权而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也不在少数,某些因伪劣商品受到损害的消费者,为了达到维权目的,让赔偿结果更加有利于自己,也不惜借以向有关部门检举、揭发、控告或向新闻媒体曝光等手段相威胁,索要高额赔偿。过度维权行为是维权的一种方式,在一定条件下有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可能。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二者关联过甚,司法者对过度维权是否跨越界限演变成敲诈勒索罪的认定上,尚存在认定混乱的现象,为进一步了解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之间的关系,笔者从两个典型案例中进一步分析:

 

1

案例一:黄静天价笔记本索赔案

 

2006 2 9 日上午,黄静购买了一台价值 2 万余元的华硕牌笔记本电脑,该电脑出现死机等电脑故障。后经黄静朋友周成宇检测,认定该电脑核心处理器使用了禁止在市面上流通的工程测试芯片。黄、周静以向新闻媒体曝光为威胁,向华硕公司索取高达5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不成,华硕公司报警,北京市海淀警方以黄、周二人涉嫌敲诈勒索为由予以刑事拘留。2007119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对黄静做出不起诉决定。检察院在《刑事赔偿确认决定书》中指出:“黄静、周成宇以及其所聘律师以向媒体曝光华硕公司使用测试版处理器的方式,索要赔偿款,虽然其行为带有要挟的意思,但与敲诈勒索罪中的 “胁迫手段”有本质区别。黄静在其权益受到侵犯后,以向媒体曝光的方式索赔,是一种正当行使权利的行为,而不是侵害行为,即使其索要 500 万美元属于维权过度,但并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2

案例二:李海峰今麦郎索赔案

 

2014 2 月,李海峰购买了 4 包今麦郎方便面,食用后出现了腹痛腹泻等身体不适。随后他发现方便面已经超过保质期一年,并且醋包里有不明物体。2015 1 月,李海峰联系多家检测机构要求检测,其中西安国联质检的检测报告显示,醋包中汞含量超标 4.6 倍。李海峰以产品重金属超标为由索要赔偿,但今麦郎公司表示,西安国联质检并无检测资质。双方经多次协商后,因赔偿款无法达成一致,李海峰选择在其个人微博以及各类网站上发布今麦郎公司产品含有工业盐,重金属汞超标,并且还宣传自己母亲在长期食用今麦郎方便面后患上乳腺癌,并以此向今麦郎公司索要300万惩罚性赔偿,后追加至500万,最终要求 450万赔款。今麦郎公司选择报警,河北省隆尧县人民检察院以李海峰涉嫌敲诈勒索罪,向当地法院提起公诉。201512月,一审法院认定李海峰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86个月,并处罚金2元。2016 9 月,二审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

 

在上述黄静天价笔记本索赔案中,《刑事赔偿确认决定书》指出:黄静在其权益受到侵犯后,以向媒体曝光的方式索赔,是一种正当行使权利的行为,而不是侵害行为,即使其索要 500 万美元属于维权过度,但并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从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李海峰案与黄静案相似度极高,即消费者都存在一定的索赔依据、索赔的数额巨大、都以向媒体曝光的方式进行索赔,但最终的处理结果却是相反的。黄静案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书并进行刑事赔偿而告终,而李海峰天价索赔却被定罪量刑,“同案不同判”是问题争议之所在,故笔者欲对李海峰案一审判决所呈现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一审判决认为,“李海峰在购买四包过期方便面,食后出现不适,没有向有关部门提出维权要求,而是直接向今麦郎公司提出天价赔偿要求,不能认为其是真诚的合理相信。”虽说厂家可以以过保质期为由进行抗辩,但是,生产者并不能以商品过质保期为由,对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不承担任何责任。在本案中,检测报告显示醋包内汞含量超标4.6倍,李海峰所购买的方便面虽然过期,重金属含量超标跟产品是否过期并无关系,从鉴定结果来看今麦郎方便面确实达不到法定的食品安全标准。且李海峰自购买今麦郎公司的方便面之日起,即拥有了因方便面的质量问题向生产厂家投诉、索赔的权利,故李海峰基于醋包中有“异物”“汞含量超标”“食用后腹痛腹泻”的事实基础向今麦郎投诉、索赔,属于“事出有因”。另外《食品安全法》赋予消费者在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时,不仅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消费者在索赔时对于维权对象享有法定选择,因此李海峰在购买四包过期方便面,食后出现不适,直接向今麦郎公司提出天价赔偿要求,并无不妥。

 

第二,一审判决认为,“李海峰得到今麦郎公司不能满足其要求的回复后,在明知检测机构无资质、检测结果无法律效力的情况下,仍自行委托检测机构并以所得检测结果为据向今麦郎公司索赔,威胁若不满足其要求即将检测结果通过媒体公开的行为,会给今麦郎公司造成精神强制。”因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消费者个人无法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送检,故李海峰找到西安国联质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质检,但笔者认为,涉案的西安国联质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尽管无检测资质,但不等于无专业能力。找到一个有鉴定资质的机构来做检测,那是对司法机关的要求,而普通百姓,只要依赖一个专业机构的结论,对食品安全性产生合理怀疑即可,李海峰所得汞含量超标的结论已足以让他对今麦郎方便面的安全性产生合理怀疑,可以提起赔偿要求。

 

第三,纵观整个案情来看,李海峰是在发现今麦郎方便面醋包有异物后先找商家进行处理,对方却以商品已过质保期为由拒绝承担责任,为了更好的维权,李海峰自己找到鉴定机构鉴定出醋包内汞含量超标4.6倍,随后李海峰将检测结果寄给今麦郎公司要求索赔,其索赔是有依据的。经过协商,今麦郎公司最终却表示只赔偿李海峰7箱方便面和电话费用,李海峰不接受,并表示其母亲患乳腺癌与经常吃今麦郎方便面有关系,于是提出了“惩罚性”的300万元赔偿金,后追加至 500 万,最终要求 450 万赔款。在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李海峰维权无门,在个人微博及互联网上发布今麦郎公司产品中汞超标、有工业盐及致癌物等言论。从整个事件来看,李海峰并非一开始为了索赔就到网上散步虚假消息,而是在四处维权,却得不到商家积极处理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且通过网络或者新闻媒体方式进行维权,是我国法律允许的消费维权途径,并不属于敲诈。另外,索要巨额赔偿在民事纠纷案件中很常见,对于消费者的“天价索赔”,商家完全可以拒绝,这并不属于敲诈。退一步来说,即使检测机构无资质,或李海峰存在虚构事实,并通过公开场合传播不实信息,损害了今麦郎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法律可以追究其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而非认定构成敲诈勒索罪。

 

二、过度维权VS敲诈勒索罪

 

通常情况下正当的权利行使行为不构成犯罪,更不会同敲诈勒索行为产生混淆,只有超出一定限度的权利行使行为才有可能构成犯罪,此即过度维权行为。过度维权通常表现为行为人在权益受到侵犯之后,采取手段过激或要价过高的维权方式,索要相对方财物的行为。其行为主要表现为:天价索赔、知假买假、新闻曝光、网络宣传、向行政管理部门恶意投诉、编造虚假信息恶意炒作等等。

 

我国《刑法》第 274 条对敲诈勒索罪的规定为简单罪状,对其特征并未做出过多的说明。一般认为,敲诈勒索罪指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威胁,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行为。该定义揭示了敲诈勒索罪的本质与基本特征,是划分敲诈勒索罪与非罪的基本依据与标准。由此可见,构成敲诈勒索罪,主观上持故意心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实施了胁迫手段,使对方产生恐惧心理,进而取得财产的行为。所谓“非法占有”,是指事出无因即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而永久性地剥夺他人财产或财产上利益的主观态度。所谓“威胁”,是指以恶害相通告使对方产生恐惧心理。恶害的种类包括被害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等进行胁迫,这种“威胁”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心理迫使对方不得不接受条件、交出财物。

 

在上述案例中中,消费者在行使权利过程中,均采用向新闻媒体曝光相威胁,索要巨额赔偿,其行为在形式上与敲诈勒索罪的构成颇有相似之处。过度维权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或者说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需要重点分析如下三个问题。一是有因性问题,即是否存在合法的依据;二是手段问题,即向媒体曝光等方式是否属于敲诈勒索罪的威胁手段;三是数额问题,即高额索赔是否表明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为了更好了解过度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笔者试作如下分析:

 

(一)维权行为应具有合法依据

 

在过度维权案件中,双方之间存在侵权或违约纠纷这一原因,即有因性。如果双方根本不存在纠纷并采取威胁手段向他人索取财物的话,则构成敲诈勒索罪;此外,还需判断这个维权的依据是否合法正当,故无事生非故意制造事端从而威胁对方索要财物,应当构成敲诈勒索罪。例如去饭店消费故意将蟑螂放入饭菜中威胁饭家借此赔偿,又如某些“碰瓷”案件, 就是行为人虚构侵害事实,属于典型的敲诈勒索行为,这些事例中行为人均不具有维权的合法依据,应成立敲诈勒索罪。

 

(二)维权手段应合法

 

维权的手段即救济的手段,不同性质的侵权损害,法律都有规定相应的救济方式,法律鼓励人们采用合法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但禁止用非法的手段来维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消费者若与经营者发生权益争议,可选择与经营者协商或向消费者协会等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也可向行政部门投诉、提请仲裁机构仲裁或向法院起诉等方式。”可知,协商、调解、投诉、仲裁和诉讼都是合法的维权途径。行为人即使使用威胁的语气,但只要是采用上述合法正当的维权手段、方法,就不能认定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胁迫”,不能以财产犯罪处理。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原则上不成立敲诈勒索罪,例如去饭店吃饭吃出蟑螂行为人以向消费者协会、工商局、卫生局等部门投诉或到法院起诉进行威胁侵权人,不能当做犯罪处理。反之,即使存在合法的维权依据,但维权的手段违法,则应以犯罪处理。假设去吃饭吃出蟑螂却以加害生产商的生命、身体、财产等相要挟,要求饭店赔偿,由于维权的手段不具有合法性,故构成犯罪。

 

另外,消费者网络曝光产品问题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威胁、胁迫”手段,笔者认为如果单纯从媒体曝光的法律性质来看,它不具有非法性,而消费者选择何种方式维权,是选择起诉还是选择媒体曝光,既是一种监督行为,也是一种维权手段,并不具有非法性和强制性,因而不属于敲诈勒索犯罪意义上的“威胁或要挟”。通过网络或者新闻媒体方式进行维权,是我国法律允许的消费维权途径,并不属于敲诈行为。

 

(三)索赔数额不应作为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依据

 

自黄静向华硕天价索赔后,高价索赔是否就能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关于索赔数额与非法占有目的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指出以《食品安全法》等现行法律规定为标准,如果明显超过规定的数额和比率提出的赔偿要求则可以推断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笔者不认同以索赔数额超过社会一般观念以及相关法律规定的标准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行为人向相对人主张的理赔金额远超出法定金额,说明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观点既不符合法理也不符合情理。索赔的数额不是认定敲诈罪的必要条件,即使是超过了必要的限度的要求,也不能以此认定为敲诈勒索罪。笔者试图从下角度进行分析:

 

首先,从立法的本意角度来看,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卫生法》的规定,消费者不仅可以要求经营者赔偿实际造成的损害还可以要求惩罚性赔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就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设立了惩罚性赔偿,赔偿范围是原商品或者服务金额的三倍,但是在人身损害的情况下,可以获得实际损失两倍以下惩罚性赔偿最终可达上百万。况且法律制定的责任是经营者应该承担的最低限度的责任,而非对消费者最高的义务,因此不能成为束缚消费者提出索赔数额的标准。消费者有权利超过最低限度的索赔寻找更有利于自己的保护,故不能因消费者提出的数额超过法律规定的索赔范围就推断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从而构成敲诈勒索罪。其次,从表达自由的角度来看,高额索赔是维权人行使权利,表达权利内容的方式。况且一般人的承受能力不同,那么对索赔数额多少的认识也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作为判断。另外消费者有监督、检举的权利,对于假奶粉假疫苗、假药、伪劣产品,由于侵权行为直接关乎人们生命权、健康权,行为人以此主张巨额赔偿不仅是维护自身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惩戒商家,不能因赔偿数额而否认其行使权利的本质。最后,从私法自治的角度来看,“私权利的行使,法无禁止即可为。”消费者与经营者协商赔偿数额,本质上属于民法范畴,应当遵循意思自治原则。高额索赔是在双方进行平等协商时提出的,双方能够协商一致时就没有所谓的超过合理的认识的说法。若双方不能协商一致也可以选择其他途径寻求救济。无论是低于法定赔偿标准,还是高于法定赔偿标准,法律都不予以禁止,这是消费者行使权利的自由。若是经营者同意,也完全可以高出法律规定的数额给予赔偿,公权力不应当对此进行干预。对于消费者的“天价索赔”,商家完全可以拒绝,也可以协商解决,还可以建议消费者通过仲裁、诉讼等方式进行,并不受消费者控制。综上所述索赔数额不应作为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依据。

 

笔者寄语

 

越来越多的人进行维权,说明民众权利意识越来越强,这是一种法治文明、进步的体现。但维权过程中出现的不理智行为也让人深感忧虑。关于过度维权,司法界出现同案异判的现象,这对于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而言,是一种偏离。界定过度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罪,既要考察维权行为是否有合法依据,还要考察维权的手段是否合法,而不能仅仅因为索赔数额巨大就认定构成敲诈勒索罪。每一个犯罪都有其具体构成要件,任何行为只有符合某种犯罪的具体构成要件,才能成立犯罪。

 

为了更好的维权,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普法工作,积极引导消费者采取合法的方式维护自身的权益;消费者也应该加强学习,知法守法,不钻法律的漏洞,在合法的维权范围内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司法部门更应该谨慎处理“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的关系,避免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维护司法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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