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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得少量财物后再次返回现场行窃因而为抗拒抓捕使用暴力应如何处理?
人气: 发布日期:2018/11/5 15:00:40

一、案情简介

 

被告人陈某甲于20161121日凌晨250分左右,驾驶其父亲的电动自行车,并用围巾遮挡其面部,至海安县城人民中路某号吉某经营的手机店,用车内铁锤砸破该店的落地玻璃,潜入店内欲盗窃苹果手机,触发自动报警装置后,匆忙盗窃3OPPO手机盒子走出该店,发现仅有手机配件未窃得手机后,遂将其中一个盒子内的白色OPPO耳机置于袋中,将其余配件及3个盒子扔到手机店南边的老通扬运河后返回,途经该手机店时,发现店内报警装置已无报警声,又再次潜入店内继续盗窃。此时,海安县公安局城北派出所民警程某及协警丁某接警后至现场处置。被告人陈某甲见状抄起店内一把小剪刀至店外,伺机逃跑,见程某挡住去路,随即用剪刀顶住程某颈部相威胁,并将程某摔倒,进而持剪刀在程某面部、颈部乱刺,咬其左手,企图挣脱,致程面部、颈部多处受伤,后被丁某、朱某、吉某等人制服,当场抓获归案。经鉴定,被告人陈某甲第一次窃得的手机配件价值人民币360元,被害人程某的伤情程度构成轻微伤。

 

二、分歧意见

 

本案事实清楚,但是在如何理解适用我国刑法第269条关于事后抢劫的规定及其犯罪形态的认定上存在争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人应成立盗窃罪未遂与妨害公务罪数罪并罚。理由如下:本案实际上存在两个盗窃行为,应分别独立的判断。在实施第一次盗窃的过程中,被告人主观上存在窃取数额较大财物的故意,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客观上仅窃取了小额财物的手机配件(价值360元),明显未达到以盗窃罪定罪的数额标准,但是对于数额较大的财物(手机)具有危险性,因此应成立盗窃罪未遂。其随后返回现场欲继续行窃,为抗拒抓捕对警察实施暴力行为,因不符合事后抢劫关于“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前提条件的限定,因此不构成事后抢劫,仅成立妨害公务罪,最终应以盗窃罪与妨害公务罪数罪并罚。

 

第二种观点认为,被告人成立事后抢劫未遂。理由如下:事后抢劫的前提条件“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并非以实际达到构罪为前提,如果盗窃、诈骗、抢夺未遂仍有适用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的余地。在本案中,被告人虽未盗窃到数额较大的财物,但存在对非法占有数额较大财物的紧迫危险,从而为抗拒抓捕对他人使用暴力致使他人轻微伤的,应当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因为没有实际取得数额较大财物,所以仅能处以抢劫罪未遂。

 

第三种观点认为,被告人成立事后抢劫罪既遂。其论证事后抢劫路径与第二种观点相似,但同时认为,事后抢劫的成立不要求先前的盗窃等行为达到数额较大为前提,事后抢劫属于法律拟制的抢劫罪,既然抢劫罪不要求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规定,盗窃少量财物后为抗拒抓捕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亦可成立抢劫罪。因此,在本案中,被告人第一次已成功窃得财物,随之为抗拒警察的抓捕行为而使用剪刀致使他人轻微伤的行为成立事后抢劫既遂。

 

三、笔者观点

 

笔者基本赞同第二种观点的结论,但具体理由不尽相同。综观全案,被告人实施了三种危害行为,一是闯入他人商铺窃得三只手机盒的行为;二是再次闯入他人商铺欲继续行窃的行为;三是在民警赶到现场处置时,为抗拒民警的抓捕所实施的暴力反抗行为。首先,从定罪的角度来看,关键在于判断行为人上述行为是否成立事后抢劫及其犯罪形态。其次,从量刑的角度上说,必须分析是事后暴力行为是与第一次盗窃行为相关联还是与第二次盗窃行为相关联亦或二者皆有,即先前行为与暴力行为所具有的因果关系,这便涉及构成要件中“当场”的含义。最后被告人抗拒抓捕行为是否构成其他犯罪并以解决本案罪数问题。针对上述要点,对本案分析如下:

 

(一)从行为定性而言,本案被告人的抗拒抓捕行为应转化为事后抢劫的未遂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之规定,所谓事后抢劫,是指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关于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的情形。可见,事后抢劫的成立必须包括以下要件(1)前提性要件,即“犯盗窃、诈骗、抢夺罪”;(2)违法事实要件,即“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3)主观目的要件,即“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就本案而言,后两种要件基本不存在争议,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事后抢劫的前提性条件。

 

关于“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理解,理论上争议较大,也是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学说:“犯罪成立说”认为,只有盗窃、诈骗、抢夺数额较大的财物,因而构成了犯罪时,才能进而成立事后抢劫罪。可见上述第一种观点亦采取该立场。“不法行为说”则认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盗窃等行为,即可进而构成事后抢劫罪,其主要理由与上述第三种观点相同,因为抢劫罪的成立不以数额较大为前提,事后抢劫属于抢劫罪,所以,事后抢劫罪的成立不要求先前的行为达到数额较大的要求,盗窃少量财物也可能成立事后抢劫罪。值得注意的是司法解释采取的是综合判断说的立场,即试图附以综合性情节要素限制事后抢劫的成立。最高人民法院200548日《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条指出:“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未达到‘数额较大’,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较轻、危害不大的,一般不以犯罪论处;但具有以下情节之一的,可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以抢劫罪定罪处罚:(1)盗窃、诈骗、抢夺接近‘数额较大’标准的;(2)入户或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诈骗、抢夺后在户外或交通工具外实施上述行为的;(3)使用暴力致人轻微伤以上后果的;(4)使用凶器或以凶器相威胁的;(5)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此外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3条同时指出:认定事后抢劫时,“一般不考察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是否既遂。但是所涉财物明显低于‘数额较大’的标准,又不具有《两抢意见》第五条所列五种情节之一的,不构成抢劫罪”。

 

首先,犯罪成立说存在问题。一方面盗窃罪、抢夺罪等财产犯罪并非侵害犯,不要求实际成功取得数额较大的财物才构罪,如果对数额较大的财物具有紧迫的危险性也有构罪(未遂)的可能;另一方面刑法条文表述“犯……罪”并不排斥犯罪未遂的情形,否则事后抢劫也将不存在未遂的情形,这不仅与普通抢劫未遂罪刑不相协调,也不符合刑法条文体系化安排。其次,不法行为说亦存在疑问。根据我国二元治安制裁体系的设置,盗窃、诈骗、抢夺公私财物的,依照数额的大小,达到入罪标准的将构成犯罪,未达到构罪标准但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时,则处以行政处罚,可见条文中对“犯……罪”的表述便隐含了对盗窃等行为的数额或情节要求,否则将与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认定的行政违法相冲突。此外,如果取消对前提性要件的数额与情节的限制,那么对于盗窃几只柿子后,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则应当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最后,对于司法解释的规定,值得肯定的是在实务中提供了具体可裁量的情节标准,在限制事后抢劫成立上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明确指出前提性犯罪的犯罪形态不影响事后抢劫的成立也无疑比较合理。但是缺憾在于司法解释笼统的规定综合性情节标准有脱离刑法规范之嫌,因为司法解释未能正明解答究竟何种情况得以成立事后抢劫的前提“犯盗窃、抢夺、抢劫罪”,正如有学者指出:将法条前面规定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判断转化为后面的“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判断。这显然不合适。后面的暴力严重,并不表明前行为符合“盗窃、诈骗、抢夺罪”的条件;后面的暴力不严重时,前行为也可能符合“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条件。据此,至少司法解释规定的五项情节的后三项有越俎代庖之嫌,不甚合理。再如,在上述所举盗窃柿子的案例中,如果仅仅以多出使用凶器或者致使他人轻微伤之情节也很难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不法行为说过于扩大了事后抢劫的成立范围,犯罪成立说则过于缩小了事后抢劫的成立范围,而所谓的综合判断说亦存在不科学之处。由此,笔者认为,事后抢劫本质上是法律拟制的抢劫罪,即是立法上考虑到事后抢劫与普通抢劫对法益侵害的相似性而基于刑事政策的理由所设置的特别规定,实质上是对抢劫罪的扩张处理,为防止刑罚不当扩张和保障人权,应当对此对特别规定进行严格解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刑法上规定的“数额较大”与“情节严重”等情节作为限定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成立的因素当然束缚事后抢劫的成立,这更符合对“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形式解释的要求。不过也不能忽视犯罪的成立不仅是有既遂形态,亦存在未遂形态。详言之,如果行为人盗窃等行为客观上对数额较大的财物具有紧迫现实危险,主观上对此具有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可以成立盗窃等罪未遂的,也符合事后抢劫的前提性要件。反过来说,如果行为人的盗窃行为客观上对“数额较大”财物无紧迫危险,并且无其他扒窃、入户盗窃等入罪情节而不存在未遂可能时,仅仅盗窃少量财物而事后使用暴力的行为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转化为事后抢劫的。正如高铭暄教授所言:“对于‘犯盗窃、诈骗、抢夺罪’,既不能理解为是行为人实际占有的财物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也不能根本不考虑行为人主观上意图和可能非法占有的财物数额较大。”换言之,在主客观相一致的基础上,先前行为未遂的也可以成立事后抢劫罪。总之,为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理念,事后抢劫前提性要件中“犯盗窃、诈骗、抢夺罪”既包括犯上述罪名的既遂形态,也包括未遂形态,但排除无构罪可能的行政违法上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因此在本案中,被告人进入商铺试图盗窃手机的行为,主观上具有盗窃数额较大财物的故意,商铺内柜台内摆放着众多手机产品,客观上对数额较大的财物亦具有紧迫的现实危险性,可评价为盗窃未遂,不妨碍其在满足后续要件而转化为事后抢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被告人主观上认知的偏差,最终窃得的三只手机盒中仅含有价值少量的手机配件,这一结果不影响事后抢劫的认定。因为根据上文分析,单纯窃得少量财物且没有其他入罪情节的是不可能纳入事后抢劫的视野之中的。换言之,就本案而言,事后抢劫的处罚对象是被告人的行为对数额较大的手机等财物所产生的危险结果,而不是对窃得手机配件(少量财物)的实害结果。

 

进一步而言,在认定盗窃未遂充足前提性要件的基础上,又一个问题是被告人所转化的事后抢劫的犯罪形态是否同时仅能成立未遂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理由如下:第一,从刑法规范上看,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表述为“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表明所谓的事后抢劫实质上属于抢劫罪的一部分,应当在抢劫罪的框架下理解与适用,理应具有既遂或者未遂的犯罪形态;第二,从规范保护目的上看,普通抢劫和事后抢劫同属于财产类型犯罪,其立法目的都是为了保护财产法益,在事后抢劫中,如果认为只要使用了暴力或暴力相威胁的行为,而不论先前行为既遂与否,一律认定为抢劫罪既遂,则明显超出了事后抢劫以保护财产法益的规范目的;第三,从构成要件上看,由于事后抢劫与普通抢劫行为结构的不同,事后抢劫与普通抢劫既遂标准也不可简单一视同仁。一方面,普通抢劫的行为模式是“压制反抗,强行取财”,而对于事后抢劫,其行为模式是以盗窃等不法手段取财后进而为保全财产或自身使用暴力压制反抗,可见普通抢劫和事后抢劫对于取财行为与暴力行为的判断顺序恰恰相反。另一方面,虽然普通抢劫对于取财行为并无数额上的限制,只要成功劫取到财物,无论数额大小,都可认定为抢劫罪既遂,但是事后抢劫本质上属于法律拟制,具有不同于普通抢劫的特殊性,刑法条文明确限定其取财行为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因此根据上述关于前提性要件的理解,其不法取财行为也应当具有数额上或者情节上的限制,否则在判断事后抢劫犯罪形态上将架空刑法对事后抢劫取财行为的规定。概言之,先前盗窃(罪)行为既遂的,事后抢劫才可能既遂。综上所述,在本案中,被告人非法进入他人商铺,虽窃得少量财物,未达到盗窃罪的入罪标准,但由于属于入室盗窃在寻觅过程中对店内众多价值不菲的手机产品具有紧迫现实危险,可以认定为盗窃罪的着手,成立盗窃罪未遂,紧接着在被民警查获之时,被告人见状即抄起店内剪刀,在逃跑过程中为抗拒民警程某等人的抓捕,将程某推倒在地,并用剪刀乱刺他人致使其面部、颈部多处受伤,当场使用达到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暴力,符合事后抢劫的犯罪构成,以抢劫罪定罪处罚,由于先前盗窃行为仅达致未遂形态,被告人成立抢劫罪未遂。

 

(二)从准确量刑而言,本案属于盗窃罪的连续犯转化为事后抢劫的情形

 

所谓连续犯是指基于同一或者概括的犯罪故意,连续实施性质相同的数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其构成要件包括:(1)连续犯必须是行为人基于同一的或者概括的犯罪故意;(2)必须实施性质相同的数个行为,包括数个行为有的独立构成犯罪或者有的不独立构成犯罪的情况;(3)数次行为具有连续性;(4)数次行为必须触犯同一罪名。在本案中,被告人欲非法占有商铺内的手机产品(价值数额较大)基于同一盗窃故意先后两次进入商铺中实施盗窃行为,其中第一次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仅窃得手机盒中装有的价值较低的手机配件,第二次盗窃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被赶来的警方所阻止,因为行为人已经进入商铺搜寻手机产品为行窃对象,客观上都对数额较大的财物具有现实的紧迫危险,因此这两次行为都能成立盗窃未遂,因此成立盗窃罪的连续犯,并且处于未遂形态。那么问题是本案属于连续犯情形下应如何定罪量刑?亦即事后抢劫的前提性要件评价范围包括该两次行为吗?该问题在上述实务观点中模棱两可并无具体阐述,但显然如果两次盗窃行为都能转化为事后抢劫与仅最后一次盗窃行为转化为事后抢劫在量刑上肯定有所区别,从准确对本案定罪量刑的角度来看,讨论盗窃罪的连续犯的数次行为是否能同时转化为事后抢劫具有重要意义。针对该问题,笔者认为,对于先前行为成立连续犯的情形不能一概而论是否同时转化为事后抢劫,应当对连续犯的数个行为分别单独的考察与暴力行为的联系,确保正确适用“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构成要件,即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在本案中,对于被告人第二次行窃过程中被民警发现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从而转化为事后抢劫是毋庸置疑的。另外,根据通说,“当场”的含义在于暴力行为与之前的盗窃等行为在时间与空间上具有紧密性,笔者认为对于第一次盗窃行为而言,亦应当同时转化为事后抢劫。理由如下:其一,被告人是在第一次盗窃行为的过程中触发警报,因而使得民警闻讯前来进而才可能引发之后的暴力拒捕行为;其二,在第一次行窃之后被告人并未远离现场而是在商铺附近检查赃物;其三,在发现未达到窃得手机的犯罪目的后,伺机再次行窃并且与之后实施暴力行为的间隔时间很短。因此从实质上可以认定第一次盗窃行为与之后的暴力行为具有关联性,应当纳入事后抢劫的评价范围,亦即对被告人在认定事后抢劫的量刑基础包括全案的两次盗窃行为。

 

(三)从罪数上而言,本案成立抢劫罪与妨害公务罪想象竞合,应从一重罪论处

 

根据刑法二百七十七条之规定,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包括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在本案中,被告人主观上明知民警正依法阻止被告人自身所进行的违法行为,履行治安职责,客观上仍然抗拒民警的制止与抓捕行为,使用暴力致使他人轻微伤,符合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又因为其妨害公务的行为同时是事后抢劫行为内容的一部分,所以实质上被告人实施一个暴力反抗行为,同时触犯抢劫罪与妨害公务罪,成立二者的想象竞合犯,应当择一重罪处罚,因此,最终被告人应以抢劫罪未遂定罪处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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