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泷川幸辰的刑法思想
人气: 发布日期:2018/12/3 13:52:13

一、人物生平

 

泷川幸辰(1891-1962), 日本著名刑法学家 ,法学博士,日本刑法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旧派代表人物之一。1891年泷川幸辰出生于日本冈山市,1912年高中毕业后入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就读,师从胜本勘三郎教授。胜本勘三郎先生深受龙布罗梭的学说影响,并创立了日本正统新派的刑法学说。但自学生时代起,泷川幸辰就表现出与导师相左的刑法思想,成为旧派理论的追随者。为进一步研究刑事法学,泷川于19231924年留学德国。在德国他先在柏林大学拉德布鲁赫指导下研习法哲学,后来到法兰克福大学师从M.E.迈耶专攻刑法。回国后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 。泷川幸辰在1932年出版的著作《刑法读本》中,对于通奸罪只适用于妻子一方的法律提出批判。他这一主张遭到了贵族院议员菊池武夫和政友会宫泽裕等人的攻击,被指责为共产主义学说,上述书著因此被禁止发售,斋藤实内阁的文部大臣鸠山一郎甚至对京大校长小西重直提出罢免泷川幸辰的要求。尽管小西校长拒绝了这个要求,但根据文官分限令,泷川仍被迫停职。面对这一事态,京大法学部全体31位教授提出辞职以表抗议,但未得到学校当局和其他学部的支持。接着小西校长也被迫辞职,随着强硬派的新任校长松井元兴的上任,事件迅速得到了平息。最终导致了泷川教授被免职,宫本英雄、森口繁治、末川博等教授也被免职,以及其余14名教官辞职的结果。这一起压制思想的事件,史称“泷川事件”,也称“京大事件”。泷川事件标志着在满洲事变之后日本法西斯化的发展,同时也是知识分子有组织地对此进行抵抗的最后事例。离开京都帝国大学之后,泷川从事专职刑事辩护律师。1946年泷川幸辰得以复职,继续在京都帝国大学担任法学院教授。1951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953年任京都大学校长至1957年届满退职,1962年去世。

 

二、人物的主要刑法思想

 

(一)罪行法定主义

 

泷川幸辰以罪刑法定主义为核心构筑了自己的刑法理论。他认为,就犯罪与刑罚是法律的产物意义上而言,即意味着刑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是罪刑法定主义。根据这一原则的要求,犯罪与刑罚都必须事先通过法律加以明文规定。无论怎样的不道德行为,只要法律没有规定其为犯罪,就不应加以处罚。因为社会内部存在种种对立的要素,最典型也最重要的就是强者与弱者之间的根本性对立,只有贯彻罪刑法定主义的精神,才有可能从强者的压力下保护弱者的利益不受强者的任意侵犯,使二者的能力在法律规定上达到尽可能的平衡。只要在社会内部存在着强者与弱者的对立,罪刑法定主义就是刑法上铁的原则。在他看来,罪刑法定主义有三个思想渊源,一是发端于英国宪章及美国各州权利法案中的自然法理论和人权的思想,二是费尔巴哈心理强制论中的平衡主义理论,三是洛克、孟德斯鸿以及汉密尔顿等的三权分立理论。同时,在他看来,罪刑法定主义又有两方面的职能,即对市民社会市民的权利自由的保障职能和对犯人权利自由的保障职能。

 

在罪刑法定主义的问题上,泷川幸辰与其所代表的旧派客观主义与牧野英一等代表的新派主观主义存在重大分歧。泷川幸辰指出,如果说在和平年代还可能存在能从政治斗争中保持个性自由的正直法官,即使赋予其审判上的绝对权也不会有很大的危害的话,那么,在激烈的政治和社会斗争中,这种依赖于法官的正直情感和无所不知的洞察力的公正目标就不可能达到了,必须尽可能从专断中、依赖法的严格遵从来保持法院判决的公正,“ 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 的原则应理所当然地成为“法官不可逾越的铁栅”。泷川幸辰还认为,对罪与刑的确定,必须经过必要的立法程序加以规定,从而排除习惯法;禁止类推和否定刑法溯及力也是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所派生的原则 。

 

(二)犯罪及构成要件

 

泷川幸辰在德国留学期间曾师从于德国刑法学大师迈耶,有机会接触到当时最新的犯罪构成理论。当时,小野清一郎已经迈出了将德国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引入日本的第一步。泷川幸辰的贡献就是与小野清一郎一起,共同构建了以构成要件理论为中心的客观主义刑法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不但在日本长期占通说地位,而且反过来又影响了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泷川幸辰认为,犯罪就其形式而言,是对法律规范的违反;就其实质而言,是对法益的侵害。而什么样的行为是犯罪、如何处罚,就需要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可见,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有责的行为。泷川幸辰认为,“犯罪是与作为法律后果的刑罚相联系的构成要件(的结合)”,他特别指出,犯罪是行为,但不能说是行为表现,刑法上的行为一词被用于两种意义之上,一种是基于身体的动与静而产生结果的行为,另一种是作为与不作为是与结果相对立的行为。行为要件是构成犯罪的第一要件,没有行为就没有犯罪。犯罪的第二个要件是行为的违法性,主观违法论应予否定,因为违法是客观上对法益的侵害,当行为人知道侵害法益的事实,才产生行为人是否应当负责的问题 , 因而违法只能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犯罪的第三个要件是责任性,责任的谴责是以行为在采取违法行为时是否还有采取其他合法行为的可能性为前提的。责任包括责任能力、责任条件,基于义务意识支配行为的可能性三要素。刑法只对具备三要素的行为人在行为时期待其适法行为,在行业人不实施适法行为的场合,就要给予刑法上的非难。

 

(三)构成要件

 

犯罪的构成要件是大陆法系刑法犯罪论的核心理论,即使在日本理论界,对它的认识也是不一致的。泷川幸辰在回顾构成要件发展的历史,并对贝林格构成要件理论加以肯定的前提下,比较详细地谈到自己对构成要件的认识。“犯罪在形式上是违反法律禁止命令的行为,在实质上是对法益侵害或者对法益具有侵害危险的行为。什么样的行为具有这样的特性是需要判断标准的,构成要件就是评价的标准。它具备违法性的行为类型,即使现实化的违法类型。或者说,行为是否违法与是否符合构成要件是能够大体上予以判断的,在这个意义上构成要件就是违法的类型。”

 

泷川幸辰将构成要件与罪刑法定主义紧密联系起来,“把每一个违法类型都规定出来是困难的,但这不能成为否定将违法行为类型化的理由,在刑法领域,由刑法分则规定一定数量的犯罪类型就够了,除此之外还应该有什么样的违法类型并不是刑法面临的问题,在刑法中禁止对应该处罚的行为实施类推是一项铁的定律。”

 

构成要件是违法的类型,但是违法类型并不是违法判断的最终标准,有符合违法类型而不受违法判断的行为,例如,正当防卫就是违法阻却原因的典型事例。违法阻却原因是符合构成要件的,原本它不是违法行为,不是因其自身排除了违法性,而是自始它就不是违法行为。构成要件是作为违法性征表,是指最一般的情况。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只要不存在阻却违法的原因,都能够作出违法性的判断。构成要件意义与违法性的一致性,可以成为违法性的认识根据。”由此可以看出,泷川幸辰所主张的是继贝林格构成要件理论后迈尔的“认识根据说”的观点。

 

在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和主观构成要件要素方面,泷川幸辰认为像行为主体、行为客体、行为的形态都属于客观的构成要素。刑法原则上对行为主体不做特别的限定,也就意味着所有人都是可以成为犯罪的行为主体的。例外的是身份犯,刑法中明确规定无身份者不能成为正犯。行为客体则是行为符合构成要件所必须的人或者物。但是,行为客体必须与刑法保护的价值客体,即法益区别开来。行为的形态,如时间、地点、手段原则上与符合构成要件无关,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对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加以限制的,只有符合限制的,才能够满足违法性要求。对于主观构成要素,他认为其基本作用在于主观违法要素可以决定外部的举动哪一个是有侵害性的,哪一个侵害性是严重的。即主观违法要素将外部事实上的客观的侵害性举动赋予了个性,所以它与客观违法要素一样是违法的类型要素。此外,他还认为在有的情况下,心理态度也可以是主观违法要素。

 

(四)责任

 

责任理论也是日本刑法理论中非常重要的理论之一。泷川幸辰认为,“责任包括责任能力、责任条件和基于义务意识支配行为的可能性三个要素。只有在实施行为时能够具备这三个要素的行为人,刑法才能期待他的合法行为,在他超出合法行为的范围实施违法行为时,就要给予刑法上的非难。”刑法上的责任,首先是心理性的事实关系(责任事实关系),与此相关联的是对行为人的非难和应对行为人科处的刑罚。这就意味着责任是基于行为人自身事实性的刑罚为前提的。行为人之所以被处罚,仅仅因为违法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这点是不够的,该行为必须还应该是从行为本身看是应该能够被非难的。同时,责任也通常是对责任事实关系的一种评价。所谓责任是评价,也即责任不是存在于行为人的头脑中,而是从他的头脑中被引申出来的。例如,判断行为人有责任地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是指在行为人那里有一定的责任事实关系,只不过这一判断同时还包括应该对行为人的事实关系的评价,并且是依靠法官的价值判断使这心理事实被提高到责任概念的地位上了。责任的判断是针对一定的事实关系的判断,在这个限度内也是关系的判断,不过它的本质并不是停止在一定的事实关系上,而是在经过一定方法的评价后,能够把这样的事实冠以“责任’。所以,责任不是一定的责任事实,而是作为非难对象的责任事实关系,这就是以往被归结的“”。

 

泷川幸辰在回顾和评价了德国学者弗兰克的“规范责任论”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基于规范责任论对前述三种责任要素的理解。刑法上的责任是非难可能性,在与法律的期待相反时,行为人实施了取代合法行为的违法行为,就要加以非难。这就是说,责任问题的核心又回到对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上来了。有责任能力者在一般的情况下能够认识行为的侵害性,并且具备了根据认识形成对行为动机的反对动机的可能性,法律规范才期待有责任能力者的合法行为,所以,可以说责任能力是责任的要素之一……在行为人认识或者能够认识行为及其违法性时,也就能够形成针对行为动机的反对动机,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也就表现出来了。所以,认识(故意)或者认识可能性(过失)也属于责任要素。 “基于义务意识支配行为的可能性”作为责任的要素其实质是指“附随事项的正常性”。也就是说,只有在行为时附随事项正常的情况下,这一可能性才能是构成责任的故意或者责任的过失的条件之一。

 

(五)犯罪未遂

 

泷川幸辰认为,犯罪未遂是近代刑法的产物,它与犯罪预备、犯罪既遂均是在时间上相继发生的犯罪行为的发展阶段。未遂发生在下列场合: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实现符合构成要件的全部要素的意志,但在客观上对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不能全部实现。犯罪未遂与犯罪预备的界限是“是否着手实行”,尚未着手实行而被迫停止下来的是犯罪预备,反之为未遂。未遂犯的处罚理由是其客观危险性,这是由自费尔巴哈以来的学说、立法确认的。“从行为人的犯罪意志预备、未遂、既遂是相同的来看,未遂比预备多一些危险,与既遂相比又少一些危险,只是根据这种客观标准确定的,即关于未遂的危险性意味着客观性的危险 ”。具体讲,不是对法益侵害的程度的危险性,而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实现与否的危险性。在泷川幸辰看来,实行的中止未遂和实行未遂是基于自己的意志而不是法律上的原因。对于着手后中止未遂,是行为人放弃了以后的实行不再继续实行。要判断是否继续要根据行为人的犯罪计划来认定。所以,着手后中止未遂是以行为人不作为为条件的,并且要从不作为的本质去判断是否中止。对于实行未遂的中止,是指行为人积极防止结果的发生。而防止结果的发生只能是作为,即行为人首先要自发地有所“作为”,还必须有效防止结果的发生。防止了结果就是消除了实行行为的效果。在结果没有发生时,如果与行为人的中止行为无关,则能认定为实行未遂的中止。

 

1938年出版的《犯罪论序说》中,泷川重点研究了不能未遂的问题,对有关不能犯的各种学说(客观说、主观说、危险说、事实欠缺说) 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这种分析始终紧紧围绕着旧派客观主义刑法理论的基本原则,并贯彻着罪刑法定主义的行为治罪与刑罚报应观念 。

 

(六)报应刑论

 

泷川幸辰认为,“刑罚是对犯罪的报应,对恶行的恶报”。他的这种报应主义刑罚观念主要来源于其在德国留学期间接受以的康德、黑格尔的绝对报应刑理论的影响。但泷川幸辰所持的报应观又并非先天性绝对报应主义,他认为,刑罚的本质在于报应,报应的内容于给犯罪人造成一定的痛苦,但报应的目的又在于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既然“刑罚本身就是一种恶”,那么为什么要运用“恶”的刑罚去维护社会秩序呢?原因在于:第一,犯罪人对社会秩序的侵害意味着超越,允许自己主张个人意志,对其反作用就是对其过份的个人意志的抑制,从而使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得到恢复;第二,刑法本身所蕴含的赎罪,净化社会,让一些有人身污染性的人暂离社会进行改造;第三,文化观念出发来理解有关的刑罚制度,但他确信,不论社会的文明程度进化状况如何,就人类发展自身而言,是难以克服刑罚这一报应本质的,之所以说报应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报应”是建立在一种原始的同态复仇之上。

 

在刑罚目的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以及两者的关系上,泷川幸辰,一般预防的作用就在于警戒社会上将来可能犯罪的人不致走上犯罪的道路,对于可能产生犯罪意图的人进行震慑,使其看到刑罚的严厉性,从而打消犯意。而且,一般预防只有在社会政治、经济发生动荡、困难的社会中,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他着重批评了那种认为一般预防作用难以测定,因而容易导致在适用刑罚时,岀现畸轻畸重现象的观点。对于特殊预防,其实就是刑罚的适应性。刑罚的种类以及轻重程度要根据犯罪人再次犯罪的危险性等来确定,犯罪只不过是犯罪人这种危险性的征表。对于犯罪人方面,区别预防的必要性、改善的必要性、对犯罪行为不能处分的事由,贯彻各种各样的处置措施,最终消除其人身危险性后重归社会,这也是刑罚的现实价值之所在。同时,他指出这一价值的实现必须依靠国家以法治国为前提。他认为当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均处于正常情况下,特殊预防符合社会的主体利益和刑事司法的目标,能收到较好的预防效果。总而言之,在一个具体社会中,无论一般预防还是特殊预防,都要求必须在不破坏社会感情的程度上才能实行。

 

三、人物评价

 

泷川幸辰一生具有传奇色彩,经历了两次政治风潮。第一次是1933年的“京大事件”,第二次是1955年的“京大暴力事件”。他的这些复杂经历还与日本刑法学界著名的“新旧之争”交织在一起,对其刑法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他对于犯罪未遂与犯罪预备界限的分析,将界限理解为是否“实行的着手”,并指出实际中的具体犯罪情况与法律的抽象规定不应当混淆的规定,是应当赞同的。其次,他一贯坚持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精神是值得赞赏的,特别是在当时日本社会法西斯主义刑法学盛行的历史背景下, 他结合日本社会当时的社会现状,明确提出罪与刑的立法程序以及对国民在定罪判刑上需要根据法律的规定禁止类推,并强调这是国民应当具有的宪法权利,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再次,在报应主义刑罚思想上,他所主张的将刑罚的本质、目的,以及处罚的理由及正当化问题作为法律、政策、文化方面的问题予以研究的观点也很有见地;最后,他基于罪刑法定主义对刑罚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研究中所表达出来的人权思想应当被认真对待。但是,在泷川幸辰的刑法思想中,他站在客观主义刑法的立场上,对主观主义刑法持完全批评的态度,限制了他理论的充实和发展,因而有其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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