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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离原岗位后收受财物能否认定为“事后受贿”?
人气: 发布日期:2019/3/10 13:29:50

案情简介

 

被告人张某于20091月至20149月在某医院药剂科工作,在此期间多次收受医药销售人员王某甲、王某乙、张某甲等人给予的好处费共计321042元,其于20091月至20119月、20144月至同年9月担任药品采购员,于201110月至20143月担任门诊药房药师,在任职药师期间收受上述人员所送人民币共计172021元。

 

争议观点

 

张某在担任药品采购员期间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收受医药销售人员王某甲、王某乙、张某甲等人给予的财物的行为无疑构成受贿罪,但对于张某在201110月至20143月调离医药采购员岗位期间所收受医药销售人员的财物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张某在调离医药采购员岗位期间收受财物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在201110月至20143月期间,张某已经没有影响医药公司向医院供应药品数量的职务便利,在收受财物时没有受贿故意,因此其在调离采购员岗位期间收受医药销售人员财物的行为不能被认定为受贿罪,其在此期间所收受钱款172021元不能计入受贿总额之中。

 

第二种观点认为,张某在调离医药采购员岗位期间收受财物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根据2016418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解释》)第13条的规定,“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 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因此张某在调离医药采购员岗位期间收受财物的行为构成了“事后受贿”,其在此期间收受钱款172021元应当计入犯罪总额之中。

 

事后受财行为的定性

 

一、“事后受财”一律认定为受贿存在争议

 

根据我国刑法第385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受贿罪。根据受财(贿)与谋利的的先后顺序的不同,受贿有“事前受财(贿)”和“事后受财(贿)”之分。“事前受财(贿)”的行为是国家工作人员先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再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这是典型的“权钱交易”,无疑构成受贿罪。“事后受财(贿)”又可以分为有约定的和无约定的两种,在有约定的事后受财(贿)中,受托人和请托人在受贿之前达成了以职务行为来交换财物的合意,受托人在达成这一合意后利用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但在事先没有约定或者没有证据证明事前有约定的 事后受财(贿)中,因为不能排除国家工作人员事前并无“权钱交易”之念,事后他人可能是基于习惯或道义上知恩图报的心理而向国家工作人员提供财物的可能。

 

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事后受贿”罪,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这种事后受财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一直存在争议。肯定说认为,行为人明知所受财物是职务行为的对价并接受,表明其主观上具有受贿故意,客观上又为他人谋取了利益,构成受贿罪。2016年发布的《解释》就支持了肯定说的观点,其中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事后基于履职行为收受他人财物的, “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否定说则认为,受贿罪是故意犯,事后受财的行为难以认定为受贿罪,在事先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时并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以作为对方交付财物的对价的意思,他人基于国家工作人员正常履行职务的行为而获得实际利益,出于社会习惯和感谢之情而交付财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行为人明知该财物是职务行为的对价,在客观上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但其主观上只有收受财物的故意,没有以收受他人财物作为对价来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贿赂故意。陈兴良教授支持否定说的观点,他认为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存在商榷的空间,按照《解释》的这一规定,实际上是将刑法对受贿罪所规定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取消了,因而不适当地扩大了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范围,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抵牾。黎宏教授则提出受贿罪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正当性,没有事先约定,行为人就不可能具有收受贿赂的认识,更不可能具有将职务行为置于不公正裁量之下的风险。因此没有事先约定的事后受财行为,不能作为受贿罪来处理。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

 

日本刑法中的单纯受贿罪在其罪名体系中的地位,大致相当于我国刑法中的受贿罪。根据日本刑法第197条第1项的规定,单纯受贿罪是指公务员或仲裁人有关其职务收受、要求或者约定贿赂的行为。其成立只要求与其职务相关,而并不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与单纯受贿罪的规定不同,我国刑法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这个构成要件的属性一直都存在争议,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认定为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不仅影响到对受贿主观故意的认定,也影响到对事后受财行为性质的认定。

 

对于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 “旧客观说”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是指客观上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不要求实际上使他人获得了利益。张明楷教授在“旧客观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客观说”,他认为国家工作人员不必实际上为请托人谋取到实际的利益,也不必在客观上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至少应当向请托人承诺为其谋取利益。承诺行为本身就使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受到了侵犯,并未待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后,才使得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受到侵犯。而主观说则将“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主观要件而非客观要件,其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对受贿人和行贿人来说是对货币与权力交换所达成的一种默契,是受贿人的一种心理状态,不必外化为客观行为。如果将其理解为客观上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或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会不当地缩小受贿罪的范围。陈兴良教授是主观说的支持者,他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认定为主观违法要素,把它放在三阶层体系中的第一阶层构成要件符合性中去讨论,主张“为他人谋取利益”具有限缩受贿罪构成要件的功能,将那些客观上收受财物但不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要素的情形排除在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之外。

 

笔者支持新客观说的观点,“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客观要件而非主观要件,是国家工作人员对他人做出了谋取利益的承诺,不要求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具体行为或结果。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国家工作人员向对方做出利用自己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时,实际上就达成了职务行为与财物相交易的约定,使所需承诺的职务行为与收受的财物形成了对价关系,这不仅侵犯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也侵犯了普通民众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的信赖。“承诺”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当行为人准备或开始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或者已经为他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的,当然符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客观要件。笔者认为,旧客观说大大限缩了受贿罪成立的范围,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后,向请托人做出为其谋取利益的承诺但没有打算实施或没有来得及实施为他人谋利的行为的,按照旧客观说不成立受贿罪。但这种行为已经约定了职务行为与财物进行交易,侵害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理应已受贿罪论处。通说(包括旧客观要件说)认为受贿罪的既遂标准是行为人实际收受了财物。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后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为他人谋利的行为,按照旧客观说的观点,犯罪已经既遂但还没有完全符合犯罪构成要件,这完全违背了刑法的基本理论,没有完全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更不成立犯罪既遂。其次,将“为他人谋取利益” 理解为主观要件,只要求行为有主观上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心理态度,不要求外在的客观表现的话,这就要求收受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具有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的意图,否则不成立受贿罪,这显然缩小了受贿罪的范围,不利于对法益的保护。

 

三、事后受财行为的定性

 

从客观方面来看,受贿罪对“为他人谋取利益”与“收受他人财物”没有规定时间上的先后顺序。由于受贿罪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受贿罪的核心是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可以发生在“受财”行为之前,也可以发生在“受财”行为之后。受贿罪的实质是权钱交易、以权谋利,事前受财行为和事后受财行为虽然形式不同,但实质上都侵害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如前所述,笔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 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承诺”是对受贿罪最低限度的要求,即不要求客观上有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或结果。但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客观上已经准备或者开始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已经使他人获得部分或全部利益的,当然符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客观要件。在没有约定的事后受财的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已经实施了利用职务谋利的行为,客观上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符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客观要件。

 

就主观故意而言,肯定说和否定说争议最大的焦点在于事后受财是否具有受贿的主观故意。肯定说认为,受贿罪的成立,主观上必须有受贿的主观故意,受贿的故意既包括收受财物的故意,也包括利用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利作为所收受财物的对价的故意。在没有约定的事后受财的情况下,行为人客观上已经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主观上只具有收受财物的故意,不可能再产生为他人谋取利益以此作为交付财物的对价的意图,因此不具备受贿故意。笔者认为,只要行为人“明知”自己收受的财物是先前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就完全可能成立受贿罪。虽然事先没有明确约定,但在事后行为人收受对方所送的明显超出正常的礼尚往来的程度的财物时,其内心势必会与先前利用职务行为谋利产生联想,这便形成了权钱交易的受贿故意。也就是说,受贿罪的故意可以滞后到受财行为时建议认定,将行为人受财的认识与之前利用职务行为谋利的故意相结合,这样事后受财就具备了受贿罪的故意要件。

 

当今社会,那种“一事一贿”的即时性的行贿、受贿方式已经在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行贿、受贿双方在交往中形成的长期的、持续的、稳定的“合作关系”。行贿方首先以各种名目的礼金、红包、礼物来做铺垫,此后双方在长期的合作关系中形成了彼此信赖且相互依存的权限交易关系,这时双方不必事先约定具体事项和细节,一旦一方有求,对方便会心领神会,不动声色地满足其要求。这种长期稳定的权钱交易模式比分次出卖国家权力的行贿、受贿方式更加隐蔽,性质更加恶劣,社会危害性也更大,同时也为侦破案件增加了难度,在这种模式之下,要判断行为人收受财物时是否与先前的履职行为建立了内心联系,要结合收受财物的原因、收受财物的数额、收受财物的来源和履职与受财行为发生的时间间隔来整体分析履职行为与事后的受财行为是否具有逻辑上的密切联系。如果难以证明行为人事后明知所受财物是之前履职行为的不正当报酬的,不能以受贿罪来定罪处罚。对于偶然一次性且数额不大的送礼行为,双方之间也并无长期的联系或接触的,应当谨慎判断,不能一律计入到受贿金额之中。

 

笔者观点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即张某调离采购员岗位期间收受财物的行为构成受贿罪,理由如下:

 

本案中, 20091月至20119月、20144月至同年9月张某担任药品采购员期间,医药销售公司代表王某甲、王某乙、张某某多次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来向张某行贿,张某则利用自己采购药品的职务便利为他们提供帮助,优先选购其所在公司的药品。双方之间的往来并非一次性的,而是多次的,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可以充分证明双方已经形成了上文所述的长期的稳定的“合作关系”, 彼此相互信赖,相互依存。因此张某在调离采购员岗位期间收受医药销售代表所送的财物时,内心势必与之前他利用职务行为为三人提供帮助产生了联系,认识到了此财物是其之前的职务行为的对价,因而具备受贿罪的主观故意。另一方面来看,张某从采购员岗位调离到药剂师岗位是由于医院关键岗位的轮岗而造成的,医院每隔几年就会进行一次轮岗,这一点从张某于20144月又调回到药品采购员岗位可以得到印证。而医药销售代表长期与医院进行合作,对医院的轮岗情况是具有一定的了解的,其在张某调离采购员期间仍给张某转存一定的“好处费”,既有可能是对张某之前提供的帮助行为进行答谢,也有可能是希望王某在调回采购员岗位之后继续优先选购其所在公司的药品。从张某调岗再到调回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而张某收受财物的行为就发生在这其间,其行为无论是与之前职务行为的时间间隔还是与之后职务行为的时间间隔都不算长,张某即可能将这笔“好处费”与先前的职务行为相联系,也有可能将其与之后继续提供帮助行为相联系,因此可以认定张某在收受财物时,认识到了所收取的财物是自己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具有受贿罪的主观故意,客观上也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因此成立受贿罪,在调岗期间收取的人民币172021元应当计入受贿总额中。

 

结语

 

2016年《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之前,司法解释一直采取否定说的立场,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和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都要求双方必须事先约定,没有约定的事后受财行为,不认定为受贿罪。《解释》的出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对没有约定的事后受财行为的定性问题,但在学理上还对这类行为的定性有不小的争议。笔者认为,可以在立法或者司法解释上对事后受财行为的定性做进一步完善与明确,将事后受财行为明确为受贿行为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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