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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114条与第115条第1款关系之探讨
人气: 发布日期:2019/3/16 10:37:14

一、问题引入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上述两个法条,一个规定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一个规定了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但这两个法条之间究竟处于何种关系却一直存在着争论。第114条和第115条第1款到底是不同的两个构成要件,还是一个构成要件在两个条文中的分段表述,这直接影响到对放火罪的未完成形态的界定,刑法总则第23条的适用,对量刑幅度的影响。而这一系列的问题最终会影响刑罚的统一实施、罪刑法定原则的运用和罪刑均衡原则之贯彻。

 

二、争议观点

 

两个条款之间的关系,学界目前就此产生了三种主要观点,即“行为犯—结果犯”、“未遂犯—既遂犯”、“基本犯—结果加重犯”模式说。

 

“行为犯—结果犯”说认为,刑法第114条规定的是行为犯,115条第1款规定的是结果犯,适用第115条以行为人对伤亡实害结果具有希望或者放任态度为前提。即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是同一构成要件,既然第114条要求行为人应具备主观故意,那么行为若适用第115条第1款也应当是在主观故意的状态下实施的,过失的情形不适用刑法第115条。

 

“未遂犯—既遂犯”模式说认为,当行为人实施了放火行为,造成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伤亡实害结果,并且对该结果具有认识并且持希望或者放任态度时,应当适用刑法第115条第1款。这种情形属于普通的结果犯,与之相对应,刑法第114条规定的便是未遂犯(也可谓对未遂犯的既遂犯化)。例如,即使行为人以希望或者放任不特定或者多数人伤亡的故意,实施了放火爆炸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但只要没有造成严重伤亡实害结果,就只能适用刑法第114,并且不再适用刑法总则第23条关于未遂犯的规定;而不是适用刑法第15条第1,同时适用刑法总则第23条关于未遂犯的规定。赞同该观点的学者认为第114条所规定的危险犯和第115条第1款所规定的实害犯之间,属于未遂犯和既遂犯的关系,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第一,未遂犯都是危险犯,而第114条是危险犯,故可以看作未遂犯;第二,刑法条文对罪行的描述并不一定是既遂形态,即一个犯罪的不同形态可能存在于不同的条文中,这只是一种立法技术上的选择,立法者完全可以将第114条与第115条第1款合并为一条;第三,该观点能够妥当解决棘手问题,如危险状态出现后行为人又采取措施主动消除的,成立第115条的中止,由于没有造成任何损害,免除处罚。此外,“未遂犯—既遂犯”模式说认为第115条第1款只包括对加重结果有故意的情形,而不包括对加重结果有过失的情形,即不认为第115条第1款是结果加重犯,而是对于加重实害结果的普通结果犯,第114条是第115条第1款的未遂犯的既遂犯化。

 

“基本犯—结果加重犯”模式说认为,适用第115条第1款以发生具体的公共危险为前提,亦即,第115条第1款是因为发生了伤亡实害结果(加重结果)而提高了法定刑。所以刑法第115条第1款的规定包含了结果加重犯。据此,即使行为人主观上只是希望或者放任具体的公共危险的发生,但只要行为人对实际发生的伤亡实害结果具有过失,就必须适用刑法第115条第1款。相关学者认为,刑法第114条包含具体危险和轻实害结果两种情形,两种结果在规范上均属于具体危险犯。第115条第1款包括行为人对加重实害结果有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形,均属于结果加重犯。其认为危险犯既有既遂形态,也有未遂等未完成形态,认为结果加重犯可以分为两类,既包括对加重结果持过失的类型,也包括对加重结果持故意的类型。

 

三、笔者观点

 

笔者赞同“基本犯—结果加重犯”模式说。

 

首先,“行为犯—结果犯”、“未遂犯—既遂犯”说可能导致罪刑不均衡、刑法条文之间的不协调。倘若认为,只有对伤亡实害结果具有希望或者放任态度时,才能适用第115条第1款,那么,当客观上确实发生了严重的伤亡实害结果,但行为人主观上只是希望或者放任发生具体的公共危险,而不希望和放任严重的伤亡实害结果时,就不能适用第115条第1款。最终会导致,要么对上述行为仍然适用第114,但这样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严重的罪刑不均衡现象;要么对上述行为以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论处,但这样会导致刑法条文之间的不协调。

 

其次,未遂犯都是危险犯,但是反过来却未必成立,即危险犯并不必然是未遂犯。具体危险犯的特殊形态问题与具体危险犯的既遂标准问题密切相关,我国通说一般认为只要造成了法定的危险状态危险犯就已既遂。因为着手的认定就要求对法益产生紧迫现实的危险,而刑法第114条既遂的标准就是产生紧迫现实的危险。除此之外,把刑法第114条认定为未遂形态,第115条视为本罪的既遂状态,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当行为人的行为符合第114条的规定时,同时就构成了第115条的未遂犯,于是行为人就面临两种处断刑,第一种是依据第114条规定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种是依据第23条以及第115条最高可处死刑。所以“未遂犯—既遂犯”模式说,无法妥善地处理犯罪停止形态问题以及相关量刑问题。

 

再次,“未遂犯—既遂犯”模式说,有存在两种犯罪构成的可能,即放火罪有两种既遂的标准。刑法理论普遍认为每一个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中应当都有且仅有一个基本犯的既遂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这一司法解释中的规定:“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毒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已经明确地将刑法第114条与第115条第1款中有关放火罪构成要件部分解释成为放火罪一个罪名,而一个罪名之下只应存在一个基本犯罪。对结果加重而言,通说认为只存在成立与否而没有未遂与既遂的问题,倘若将第114条看作是第115条第1款的基本犯的话,既遂说学者对结果加重犯说会造成本罪双重既遂的批判也不能成立了。

 

复次,“未遂犯—既遂犯”模式说否定了刑法第115条第1款存在过失的情形,即对结果发生只能是故意,遂不能认定为结果加重犯的情形。因为结果加重犯分单一行为的结果加重犯和复合行为的结果加重犯,对于单一行为的结果加重犯,行为人对于加重结果只能是过失,只有复合行为的结果加重犯行为人对于加重结果才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然而笔者并不赞同这个看法:在事实层面,第115条第1款包括行为人对加重实害结果有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形,属于结果加重犯是对该法条进行文理解释的必然结果。不同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和故意杀人罪,刑法并没有将行为人故意造成加重实害结果的情况特殊地规定为一个单独的罪名,也没有必要将对加重实害结果有故意的情形排除在结果加重犯之外。

 

最后,刑法第115条第1款和第2款有明显区别,既遂说学者提出的“过失犯放火等罪的结果加重犯”的批判存在问题,有偷换概念的嫌疑。第一,作为第114条的结果加重犯只限于第115条的第1款的范围,并不包含第2款。第2款是过失放火等罪,如果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并不构成犯罪,在第114条中就找不到相应的基本犯类型;第二,第115条第1款和第2款属于主观方面完全不同的两个犯罪。第1款,行为人故意实施放火等危险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时构成第114条的基本犯,倘若造成了严重后果,则以第115条第1款的规定加重处罚;第2款,行为人过失实施放火等危险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时不以犯罪论处,倘若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则以刑法第115条第2款定罪处罚。所以第115条第2款的罪质实际上是过失犯放火等罪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基本犯,而非“过失犯放火等罪的结果加重犯”。                                                      

 

四、结语

 

综上所述,《刑法》第114条和《刑法》第115条属于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关系,即以出现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是基本犯,而以发生致人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实害结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是结果加重犯。当然这种关系仅涵盖于第114条与第115条第1款之间,不包括第115条第2款。本文分析了“行为犯—结果犯”“未遂犯—既遂犯”模式说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例,可能导致罪刑不均衡、刑法条文之间的不协调;危险犯完全有既遂状态的可能,这样可能产生一罪双重既遂标准的问题;在量刑上有两种处断的情况,这些现象都是存在问题的。但采取“基本犯—结果加重犯”模式说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且能更妥善的处理案件,对加重结果无论行为人持主观故意还是过失,都可以按刑法第115条第1款定罪处罚。总之,结果加重犯说不光能准确定义出本罪既遂的时点,而且能做到理论上自圆其说,比既遂关系说具备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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