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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满14周岁未成年罪错行为应对之保护处分
人气: 发布日期:2019/3/18 0:11:49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等30名人大代表联名提交了关于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议案,该议案中一条引人瞩目的建议是“将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下限降低到12周岁;同时调整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为12周岁到14周岁,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只对性质极其恶劣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相应的调整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为14周岁。”

 

近年来,“不满14周岁未成年杀人案件”屡现报端,掀起阵阵舆论。本公众号就曾于2019121日推送了“【热点探讨】从少年弑母案----看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之争”一文,又在2019218日推送了“【探讨】再谈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降低----兼与贺晨霞同学商讨”一文。前文反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主要从预防犯罪、我国国情以及国际趋势和民事行为能力年龄制度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性质迥异三个角度阐述其观点。后文则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先从未成年犯罪集团化、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保护受害人法益三个方面论述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必要性;又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参考域外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实例论证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可行性;并提出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具体构想。上述两篇文章都观点鲜明,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读之使人深受启发,大有裨益。笔者发现上述两篇文章虽观点迥异,但都认为对于未满14周岁的罪错未成年,不可放任其发展。

 

但笔者更赞同前文观点,反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更确切的说反对现在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而主张先建立罪错少年保护处分制度。

 

目前不具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相应条件

 

首先,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相对的。当代未成年与1979年时的未成年相比,更加早熟这是无法辩驳的事实。但同样的当下的社会环境比1979年更加纷繁复杂。未成年认知能力增强的同时,其面临的认知对象也在急剧变化,而这种变化速度是其认知能力增强速度所不能比拟的,何以脱离社会巨变只谈未成年的变化呢。仅凭“我国少年儿童的生理发育总体上比改革开放前普遍提高了一至两年”,就主张12周岁以上14周岁以下未成年的辨认和控制能力达到足以承担刑事责任的程度,显然缺乏合理性。

 

其次,仅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难以有效预防犯罪。身体发育的提前,不意味着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心理的成熟,他们无法真正理解刑罚的性质、功能及刑罚对其产生的意义和后果,对其适用刑罚无异于对牛弹琴。而且,现行刑罚体制下对犯罪未成年追究刑事责任的,一般比照成年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若采取自由刑,则需要与其他未成年犯罪人共同关押,容易交叉感染。而对于定罪后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责令其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时才由政府收容教养,即虽然定罪但并不一定有实质性的矫治措施可以引导其重回正轨。在没有建构起专门的未成年司法体制时,冒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不能有效防止罪错未成年再犯。

 

最后,要效仿美、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就应有相当的少年司法体制作支撑。世界上第一部《少年法庭法》1899年诞生于美国的伊利诺斯州,当年于芝加哥市即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日本于1922年即颁布了《少年法》,对违法犯罪少年处理程序、措施以及特殊保护等作出规定,而我国迄今没有一部专门的“少年法”。在没有与美、日等法治发达国家相似的少年司法体制时,却要效仿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只能是东施效颦。只有在足以建构起与未成年罪错行为相匹配的少年司法制度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才有意义,否则单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而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处理机制,并不能有效抑制未成年罪错行为。

 

少年司法体制的建构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那么在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基础的情况下选择建立保护处分制度来“填补刑事处罚和‘一放了之’之间的制度空白”,作为“对虞犯和触法未成年人贯彻‘宽而不纵’的政策”的必要手段,对于实现未成年保护和社会预防就具有现实意义。

 

一、保护处分

 

我国刑法理论界针对保护处分,未有统一定义。有的学者将其定义为“是针对未成年(包括虞犯)以及行为严重违反刑法或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的不良少年(包括有该倾向的未成年人)的,主要以替代普通刑罚为目标的一项制度”;又有学者认为“是指少年犯罪处遇中具有替代(并非补充)刑罚性质的措施。”学者们对于何为保护处分虽有不同理解,但都肯认了其本质是在教育和保护目的指引下设立的非刑罚处罚措施的配套制度。“是专门针对行为严重违法有构成犯罪的可能性,但是尚未触犯刑事法律的虞犯少年,或者已经实施刑事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但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或情节显著轻微而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触法少年,由公安、司法机关和相关职能部门、社会组织等依法进行强制性矫治与社会化帮教,预防再犯的制度。”保护处分的适用对象以犯罪少年和触法少年(指虽然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但是因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不认定其行为为刑事犯罪的少年)为主;部分国家则基于预防和保护思想,将虞犯少年(指的是虽然尚未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但存在明显的危害社会倾向与危险的少年)囊括到保护处分的适用对象当中。

 

域外保护处分类型众多,根据主要执行载体的不同可分为拘禁性保护处分和社区性保护处分。前者指以封闭或者半封闭式机构为主要执行载体的保护处分,以剥夺或者限制少年的人身自由为主要特征;后者指以开放式社区为执行载体,并不以剥夺或者限制少年人身自由为主。又因前者失之过严后者失之过宽,有的国家还建立起了具有过渡性的中间性的保护处分,如安置辅导措施,即对于触法少年,在给予社区性保护处分难以收到教育保护效果,但给予拘禁性保护处分措施又显过严时,少年法庭可以裁定将少年安置于适当的福利性社会机构。

 

为体现保护处分与刑罚的区别,保护处分作为一种“不得以的爱”,各国均以社区性保护处分为原则,拘禁性保护处分为例外,仅在不得已时才适用。且在保护处分的适用过程中处分法定原则、处分优先原则和处分相称原则贯穿始终。即保护处分非依照法律规定不得适用,保护处分的内容悉依照法律的规定;保护处分拥有优先于刑罚的效力,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运用刑罚;强调保护处分的优先性和对刑罚的替代性,但并不完全排斥刑罚;保护处分适用要体现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考虑少年行为的严重性以及社会的需要两方面为其基本内涵。

 

二、建立保护处分的必要性

 

我国实施犯罪行为的初始年龄逐步提前,犯罪高峰年龄段不断前移,犯罪平均年龄不断降低,而这些具体特征的显现足以说明我国犯罪低龄化的趋势;另一方面,犯罪低龄化还伴随着犯罪暴力化特征,未成年人实施的抢劫、强奸等暴力恶性案件时有发生。犯罪低龄化以及犯罪暴力化趋势明显加重并不断发展已是不可忽视的事实,而这种趋势的不断发展势必会带来诸多的潜在危害。虽然我国在“教育是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手段”这一处理少年犯罪的基本理念指引下设置了针对未成年犯罪的处理规定和预防措施,如《刑法》第17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2条、第21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5条、38条。上述规定中对于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未成年人的处遇措施主要涵盖了治安处罚、训诫、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收容教养和工读教育等,但缺乏具体操作细则和监督制约机制,规定的模糊和泛化导致实质上的缺位。以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和收容教养为例:

 

家庭教育的缺位和错位本就是未成年罪错行为产生的重要成因,又将罪错未成年置于这样的环境之下不仅不能促使其改正,反而会滋生新的隐患;而“必要时”由政府收容教养的规定太过原则化,何为“必要时”难以确定,又缺乏相对应的程序性规定,实际上收容教养的比例低,而且收容教养适用程序基本上届于封闭的行政权自决系统,无需经过司法审判即可采纳,触法少年无法获得必要的程序救济权,易于侵犯了触法少年的人身自由权利。

 

由此,构建起一套针对未成年罪错行为的处理规定和预防措施,将未成年罪错行为纳入法律规制范围就迫在眉睫了。

 

三、建立保护处分的可行性

 

1.理论基础

 

在现代少年刑法发展成熟的国家,无不奉行“以教代刑”的原则,规定保护处分具有优先于刑罚适用的效力。在我国虽然没有成熟的少年刑法,但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都赞同少年宜教不宜罚的主张,均提倡“教育为主”原则以及“教育、感化、挽救”方针,这种“教育为主”原则和“以教代刑”的原则是共通的。正如著名法学家贝卡利亚所言“刑罚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刑罚的目的在于制止犯罪再重新侵害公民,并劝解他人不要再重蹈覆辙。”针对罪错未成年尤其如此。20171114日“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化----《北京规则》的中国实践”研讨会召开,众多学者和司法实务工作者围绕我国未成年司法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学者敬大力在致辞中指出“建立健全未检工作体系和业务类别,完善中国特色未检制度,建立专门机构、专门职能、专门程序、专门队伍、专门设施、专门体系、专门评价体系并驾齐驱的中国特色未检工作体制机制。”表明了“对待未成年罪错行为的处理绝对不是简单的“小儿药量酌减”,满足于在成年人司法制度中修修剪剪出处理少年罪错的办法。”的态度,而应当建立起专门的未成年司法体制。

 

2.实践基础

 

犯罪低龄化、暴力化趋势同样引发实务界的改革变化。2018年年底,最高检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检察厅;2019212日,最高检出台的《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在主要任务的第15条作出如下规定:“......深化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探索建立罪错未成年人临界预防、家庭教育、分级处遇和保护处分制度......”;最高检检委会专职委员万春表示:“检察机关将深化涉罪未成年的教育感化工作,探索建立罪错未成年人临界教育、家庭教育、分级处遇和保护处分制度”。

 

不仅如此,各个地区的未成年人司法工作者也为建立起专门的未成年司法体制进行不断尝试。自2016年以来,上海检察机关已对13名虞犯未成年和412名触法未成年落实司法训诫、跟踪帮教等保护处分措施,其中98.4%的保护处分对象没有再犯;2017年成都试点“强制亲职教育”,强行要求涉案未成年人的父母接受专业的教育指导。

 

四、保护处分建构设想

 

保护处分旨在于刑罚之外建立一个立体的、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针对未成年人的一个单独处理措施;与刑罚体系相衔接,解决未达刑事责任年龄却实施严重危害行为的未成年人无法管、无法教育矫治的问题。

 

1.建构原则

 

在我国建构保护处分制度的过程中应当遵循处分法定原则即罪错法定、类型法定和程序法定。首先要明确规定可以适用保护处分的罪错类型以及其他适用保护处分所必须的条件;其次要明确规定可以选择适用的保护处分的种类,裁量适用保护处分的原则,以及具体罪错类型可以适用的保护处分;还要明确规定应用保护处分所必须遵循的基本程序。在遵循处分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在具体的保护处分设置中还要体现处分相称原则。

 

2.类型设计

 

保护处分的类型设计及其运用应以社区性保护处分为原则,拘禁性保护处分为例外,拘禁性保护处分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用,并在执行中尽力体现出非机构化的特点。设置多种类的社区性保护处分,诸如社区服务、训诫、责令严加管教、保护观察、假日指导等,以期提供最佳方案。还可设置社区性保护处分与拘禁性保护处分之间的中间性保护处分,如儿童福利院、流浪儿童救助机构、志愿家庭等。对虞犯少年可采训诫、勒令赔礼道歉、感化教育、禁止进入特定场所等社区性保护处分;非暴力触法少年可应用中间性保护处分;暴力型触法少年或多次触犯严重罪行的触法少年则可采拘禁性性保护处分。无论是社区性保护处分还是拘禁性保护处分都应符合不同类型触法少年健康成长的需要。

 

3.司法建设

 

保护处分的实现离不开司法程序,保护处分必须遵循司法程序,若决定实施拘禁性保护处分,必须解释为何非拘禁性措施不足以令罪错少年对其罪行负责,作为支持其决定的理由。但司法程序同样应当具备一定弹性,这种弹性应体现保护处分的谦抑性,如出现新的因素和变化,表明无需对少年进行保护处分,或可以变更保护处分方式时,相关部门应当及时撤销或变更保护处分。

 

结语

 

面对有罪错行为的“熊孩子”,已达刑事责任年龄的自然应按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而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熊孩子”,显然不能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对其进行定罪量刑,却也不能任其发展。一个“熊孩子”的诞生,不免有家庭和社会的加功,“熊孩子”也以其存在反噬着这个社会。想要真正地维护社会健康发展,不应止于惩罚,更有赖于矫正。在“熊孩子”有了罪错行为之后,及时对其采取保护处分,引导其积极矫正似乎比一味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更为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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