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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的犯罪预防观
人气: 发布日期:2019/4/3 14:24:29

摘要:犯罪预防不仅是法律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它事关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生活的安宁。以往在犯罪预防问题上,一直以犯罪人为主要研究方向,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发展,这种单一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严重的犯罪情况。因此,促使我们考虑对犯罪预防模式对行改善,互动的犯罪预防应运而生,它强调从犯罪人与被害人双方探求犯罪原因,并从中寻求预防措施。

 

关键词:犯罪预防;犯罪人;互动;被害人

 

一、 问题引出

 

犯罪学一直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涵盖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它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犯罪原因,犯罪治理,犯罪预防三个方面,这三个内容在层次上又具有位阶性,犯罪预防是犯罪学所要追求的最终目标。如果犯罪学的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犯罪预防的话,那么这门学科也将失去其实证意义。犯罪预防不仅是犯罪学所讨论的问题也是社会学所重点关注的部分。而犯罪学和社会学的关系本身就存有很大的争议,在讨论犯罪预防之前我们必须厘清两者的关系,再从具体的角度出发讨论犯罪预防。国内学者在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两者的关系必须从规制对象来谈起,犯罪学主要调整犯罪活动达到预防目的,而社会学讨论的是某种社会现象的形成原因以及探求它的本质。从外延来说,社会学是大于犯罪学的,可以说犯罪学是社会学门下的一条分支。但是随着社会学所调控的范围越来越宽,犯罪学的研究又求于精细化,犯罪学从社会学中脱离是现实所需。因此当今的犯罪学与社会学只存在形式上的分离,实质上源流一派。在犯罪预防问题的研究上我们可从社会这个大方面入手进行探讨。

 

早期的犯罪预防是站在犯罪人的角度所进行的单一治理。龙布罗梭通过解剖土匪头子的身体构造,发现其头骨异于常人,于是提出了天生犯罪人概念。他主张犯罪是天生的,摒弃了旧派的犯罪自由论的学说。相应的,他认为犯罪预防就是要将这些具有犯罪异象的危险份子控制起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菲力也提出了犯罪是由遗传、社会环境和个人因素所决定的,李斯特在菲力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环境和个人因素的两元论,并提出了“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些新派代表人物都认为犯罪与外部条件有很大的联系,在犯罪预防方面,一方面主张改良社会环境,一方面主张对犯罪人进行教育和惩罚,注重特殊预防。有学者概括为这种犯罪预防模式为“行为人中心主义”。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重视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的作用,全程忽略被害人地位。由此它的缺陷也是十分的明显,为了预防犯罪可以对犯罪人进行不定期的教育或者拘禁,它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来界定预防的必要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缺陷被愈发的放大,以至于偏离了实证学派所要追求的最终目的。一种新的犯罪模式开始出现并且被受到关注,即“互动的犯罪模式”。它是基于犯罪人和被害人在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来定义犯罪的,简言之,即重视被害人过错,减少犯罪人责任。在笔者看来它是一种辩证思维的犯罪观。相应地,犯罪模式改变之后,犯罪预防模式也会发生变化。从原先的行为人中心变换为行为人、被害人互动的预防模式,不仅可以从犯罪人角度来进行犯罪预防,也可从被害人角度来进行,典型的说法是减少被害人被害可能性(下文将具体展开)。

 

二、互动的犯罪预防观的具体展开

 

(一)“互动”的理解

 

对于“互动”一词,存在相关的理论研究,苏格兰伦理学家曾提出“镜中我”理论, 所谓“镜中我”是将他人对自己实施的行为或者态度视为对自己进行评价的一面“镜子”的一组理论。)这种从互动的角度理解或评价人行为的社会意义的理论,对互动理论的产生起到了启迪作用。 社会互动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符号互动又是社会互动中较为固定的形式,因此,符号互动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深受社会互动理论的影响。例如,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重视人类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的过程。他认为,精神是一种思想的过程,而思想产生于人类调整自己适应环境的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精神具有工具的性质,它是一个人在头脑中定义客观事物的过程,一个人勾勒出可能采取的行为方式,设想某种行为方式后,便能区分出那些不能与环境相协调的行为并计划消除此类行为,以及寻找出能实现协调目标的行为方式。杜威进而指出:“思索就是对于各种相互竞争的行为路线(在设想中进行一种戏剧式的排练……就是对于各种挑选出来的因素进行组合的一种实验……目的是看一下,如果有这些因素参与的话,活动结果将会是什么样子。”)

 

上述关于“互动”的理解是国外学者站在不同的学科层面对其进行的解读,笔者认为更应从我国语镜下来对其进行解读。从新华字典的含义看来,互动是指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的意思。因此我们所理解的“互动”是一个形成于事实概括的词语,而不是一个规范意义上的用语。它更多的是对社会现象的一种归纳和本质的探求,因此,可以说它具有一定的社会常见性。或许有人会认为这里的“互动”包括人与社会环境等客观因素的互相作用,但是,笔者在此要予以说明,这里所说的“互动”仅是从日常概念来理解的。即日常生活中的互动是指社会上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等通过语言或其他手段传播信息而发生的相互依赖性行为的过程。确切一点来说,置于犯罪预防下的“互动”意在说明犯罪人与被害人在犯罪过程中引起犯罪结果时各自发挥的作用。

 

(二)“互动犯罪模式”的解读

 

互动犯罪模式是我们理解互动犯罪预防模式的前提,正如前文所言,它意在探求犯罪人与被害人在犯罪过程中各自对犯罪结果产生的作用大小。提倡这种模式并不是为了给行为人提供出罪辩解,而是为了合理减少行为人责任,被害人也无须实际承担法律责任,所承受的乃是事实上的责任。互动犯罪模式的核心问题在于被害人责任,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犯罪都存在被害人责任,如果被害人在犯罪发生过程中没有起到任何帮助作用,则是不存在所谓互动模式的。例如,被害人走在大街上被人抢劫,此时被害人不存在任何过错。有学者将互动模式分为下列几种:一是被害人行为本身即违反刑法规范的犯罪行为。这种情况下犯罪人与被害人互为对方犯罪行为的被害人,二者的犯罪行为可能是同一种类型的犯罪,比如互殴案件中的双方,也有可能是不同类型的犯罪人,如面对杀人、抢劫行为的正当防卫行为;二是被害人行为为一般违法行为。即被害人行为违反了除刑法之外的民事或行政等其他法律规范的行为。如行为人违反交通规则横穿马路导致自身被车撞伤;三是被害人行为为不当行为。即被害人行为具有道义上的可非难性但并未违反现行法律的情形。比如妻子为了报复丈夫出轨而将其杀害的行为;四是被害人处于不当的状态。主要是指被害人存在主观罪过的情形,比如一名完全丧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患者袭击他人导致被他人自卫所伤害的情况。无论上述哪种行为或事实状态,均不必然构成刑法领域中的被害人责任,犯罪是加害、被害双方互动的过程,只有犯罪行为以及被害事实的现实发生才可能讨论犯罪学或者刑法学意义上的被害人责任问题。一旦出现了被害人责任问题,就说明被害人在犯罪过程中具有过错,我们就可着手对被害人进行预防,同时也可对行为人进行预防。对犯罪人所进行的预防称之为犯罪预防,对被害人所进行的预防称之为被害人预防。

 

从上述对互动犯罪模式的解读中又可引申出另外两个问题,即“被害人”与“被害人责任”概念是从何时进入到大众视野的。“在人类漫长的史前时期,具有报复本能的人会比其他人更加趋向与在生存竞争中获胜,所以,对于真实的或想象的伤害进行复仇而不计算复仇时的净收益,这样的愿望已经成为人类基因构成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原始时期,人们为了生存而结成部落,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冲突就演化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纠纷。此时,被害人也不仅仅局限于被害人本人,而是被害人所在的部落,对加害人的复仇也不仅仅局限于被害人本人,而是被害人所在的部落复仇。由于部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联盟,那么这种复仇就是我们所称的血族复仇或血亲复仇。总而言之,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复仇形式主要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此时被害人处于决定和执行对加害人的惩罚地位。随着奴隶制国家和法律的出现,是被害人寻求私力救济向寻求公力救济的开始,只是初期的国家机器并不发达,国家的控制力还比较弱,对纠纷的解决主要也是模仿私人生活中可能要做的一系列行为。在国家权力强大之后,对犯罪和纠纷的掌控变得十分主动,为此专门设立了相应的机构和设施,负责对犯罪人进行追究和惩罚。由此,逐渐形成一种“国家——犯罪人”的二元纠纷解决机制,被害人的惩罚权交给了国家。但是,实践证明这种由公权力出面来惩罚犯罪的活动并未取得良好的效果,犯罪率没有出现好转,因此,又出现了一种重视被害人地位的理论,称之为恢复性司法的理念。重新回到将犯罪看成是加害人对被害人的侵犯,而不是对国家的侵犯,并认为对被害人权益最好的保护,就是让被害人参与到司法过程中。“被害人”概念历经了一个“过山车式”路程,当今世界各国仍十分重视被害人地位。相比于“被害人”概念,“被害人责任”概念则出现的相对晚一些。有学者指出被害人责任具有以下几种特征:首先,被害人责任依据的广泛性。与犯罪人刑事责任的依据必须是触犯刑事法律不同,被害人责任的依据就要广泛得多。其次,被害人责任的客观性。对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归责时,不仅要看其所造成的客观危害后果,还要看其主观上是否有故意或者过失,但是对被害人进行归责时,并不以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者过失为要件。最后,被害人责任与犯罪行为的紧密关联性。被害人的不当行为或不良状态与犯罪行为同处于一对“犯罪--被害”关系中,也即需要它们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被害人责任的理论依据存在如下几种学说:风险创设理论,即自我承担风险原则;比较过错原则,按犯罪人与被害人的过错比例来分担结果责任;值得保护理论;自我答责理论和期待可能性理论。

 

三、构建互动犯罪预防体系

 

(一)构建互动犯罪预防体系的必要性分析

 

构建互动犯罪预防体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重视被害人在犯罪中的过错起到预防犯罪的功效。笔者认为既然是在探讨犯罪预防,那么被害人这种过错是要受到刑法规制的。换言之,要求被害人过错程度很大,他的行为是引起犯罪的诱因。但是,这也不是说要求被害人受到刑法处罚,毕竟他是受害者,只是意味着行为人或者犯罪人责任减少。下面,笔者将要论述的是为什么要分析被害人的责任。

 

1、回复社会正义

 

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自古以来,人类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正义的追求,对于正义的理解和论说不可计数。法与正义存在天然的联系,法是正义的集中体现。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将正义区分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两种基本类型,分配正义涉及财富、荣誉、权利等有价值的东西的分配。在这个领域,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对待,对相同的人给予相同的对待,这就是正义。矫正正义涉及对侵害的财富、荣誉、权利的恢复和赔偿。在这个领域,不管谁是伤害者,也不管谁是受害者,伤害者补偿受害者,受害者从伤害者那里得到补偿,这就是正义。

 

美国著名哲学家罗尓斯区分个人正义和社会正义,从社会结构角度对正义进行了系统论述,他认为“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犯罪行为无疑是对社会正义的一种破坏,法律上的责任制度正是对破损的正义关系所进行的一种恢复。正义蕴含着一定的价值评价标准,这些标准因不同阶级团体的不同利益诉求而具有相当性和多样性,最终所处的社会经济结构制约和决定。但无论如何,均体现了一种公平的概念,在刑法领域表现为适用刑法一律平等,责任自负,均体现了一种公平的观念,在刑法领域表现为适用刑法一律平等,责任自负。

 

2、契合功利的目的

 

储槐植教授指出,“公正和功利,是人类的社会活动一直追求的两种价值,二者结合是终极目标。刑法是国家意志的一种集中反映,国家意志在本性上是功利的,因而不可能在国家活动中形成功利与公正不偏不倚的对等局面……功利优先,兼顾公正。这是刑法的功利与公正相结合的可能实现的唯一最佳方案。”这里所提到的公正与功利的对立,是从利益衡量角度而言的,立法者的功利目的即从国家意志角度理解立法者制定和适用刑法的利益诉求。

 

立法者制定刑法、设置刑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通过惩罚犯罪人以实现预防犯罪并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目标,划定犯罪圈、确立刑事责任归责原则、设定量刑标准以及刑罚严厉程度莫不与此目的相适应。在专制政体下,这种功利目的仅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在民主政体下,这种利益诉求更加社会化和多元化,“人有想保护自己享受的利益的欲求,而这已成为国家存在的基础,进而也构成制定刑法的原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承担着维护公民安全、自由等基本利益的责任,通过制定和适用刑法以实现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功利目的。德国学者耶塞克和魏根特在其合著的《德国刑法教科书》中将刑法的任务总结为保护社会、预防将来的违法行为和保护法益及社会伦理行为价值三个方面,其中预防功能是刑法的直接任务,而保护社会是立法者希望通过刑法实现的更深层次目标。

 

3、符合现实需要

 

犯罪被害人责任首先是一种事实责任,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是现实存在的,只是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对其认识长期停留在民事侵权领域中加害、被害双方确定损害赔偿金额所适用的过错归责原则水平上。由于建立在犯罪人中心论基础上的刑事法学研究体系学说的完善和强势,而对被害人客观影响缺乏科学认识,在现代刑事立法中,有关被害人责任的规定只能星星点点的散落其中,即使是一些广为接受的相关概念,比如正当防卫等,也主要从自然权利等其他角度加以理解,十分遗憾。

 

人类认识水平决定于客观的社会条件,作为国家意志集中体现的刑事立法同样不可能超越阶级和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刑罚目的与其说为了惩罚犯罪,不如说是为了维持秩序。为了更好地实现刑法功利目的,刑事政策作用逐渐加强,体现出运用包括刑罚在内的一切社会资源对犯罪加以综合控制的倾向。在传统意义上的犯罪预防措施基础上,被害人在犯罪控制中的角色作用逐渐为立法者所认识,大规模的犯罪被害调查结果开始成为制定刑事政策的重要依据,被害预防已经成为刑事政策的一个重要领域。

 

(二)构建互动犯罪预防体系的具体设想

 

互动犯罪预防体系构建主要是从犯罪人预防和被害人预防两个方面谈起的,犯罪人预防主要是指我们熟知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在此不作赘诉。笔者论述的重点在于被害人预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被害人调查应成为被害预防的实施的基础工作

 

被害调查作为重要的犯罪测量工具,其积极意义具体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犯罪被害人调查可以弥补刑事司法机关犯罪统计的不足,为科学分析犯罪现状提供翔实的材料。其次,通过分析犯罪被害原因,揭示犯罪被害规律,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发生。再次,犯罪被害人调查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珍贵的信息来源。最后,犯罪被害人调查可以寻找通常不被官方所发现的犯罪。据此,被害预防的实施要具有针对性、高效性,被害调查是一项前提性的基础工作。因为只有对犯罪被害的现状及其产生的规律有所了解和认识,才能够有的放矢地进行预防工作,才能够将现有的资源运用效率最大化。然而,我国的被害调查还是处于相当弱化的境况。1993年至1994年之间,我国由司法部原预防犯罪与劳动改造研究所参与了国际被害人调查,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开展犯罪被害人调查,此次被害调查对于我国预防犯罪的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初步推动了我国犯罪被害人学发展。除此之外,我国其他地区还开展了少量的、区域的和专题性的被害调查。国外则明显比我国的被害调查进行的更早,更为全面。所以,在我国目前被害调查开展的既不深入也不广泛的情况下,被害预防的实施中难免不会偏离实际,造成有限资源浪费。

 

2、被害预防教育应成为被害预防的实施的常态工作

 

被害预防,也有学者称为被害教育,“就是通过对被害人和潜在被害人采取一定的教育手段和措施,使他们对自身存在的被害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与消除使人能成为被害的那种特性,从而有效地预防犯罪。”被害教育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被害教育是被害预防的基本措施和前提;第二,被害预防是阻却行为人由“被害”向“加害”转化的重要手段;第三,被害教育是预防“可防性犯罪”发生的关键;第四,被害教育是实现群防群治的有效途径。所以,被害预防教育对于被害预防的实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被害预防的实施中最广泛使用的措施。从被害预防教育的长效机制来看,关键是培养人们的被害预防意识。因为被害预防意识是一种自我觉醒和习惯,能够潜意识地长期地指导人们的行为,从而使被害预防成为常态化。

 

3、被害人救济应纳入被害预防实施的制度保障

 

加强对被害人救济的制度保障,也应是我国当前被害预防实施中的重要内容。因为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之后,往往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财产也会受到一定的损失,若这些损失不能及时得到救济,极易使被害人陷入生活窘迫的状态或者对生活失去信心,从而影响到未来的生活,也可能使被害人产生怨恨和报复心理,这种报复心理不仅是对犯罪人的报复,也可能是对社会的报复,从而使矛盾更加激化,产生新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对被害人的救济应当及时、充分、合理,才能够有效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只有将对被害人的救济予以制度化,才能使这种保障更具有权威性、强制性、长期性、稳定性。由于在我国犯罪被害人学的起步较晚,对被害人救济的制度化程度也相对较低,至今还没有如一些西方国家制定的专门对犯罪被害人救济的《被害人补偿法》,或者专门针对某一类犯罪被害人予以救济的相关法律,如德国的《暴力犯罪被害人补偿法》。

 

4、再次被害预防应引起被害预防的实施的高度重视

 

再次被害预防并不属于犯罪预防的范畴,而是犯罪被害人学中所特有的内容。从目前的现状来看,被害人再次被害的表现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司法过程中的再次伤害。在侦查活动中,对被害人的反复询问,使被害人“被迫”回忆着不堪回首的犯罪侵害情境,从而给被害人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有时,侦查机关为了尽快破案,往往忽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甚至运用不当的询问手段或侦查手段,这都给被害人(特别是精神上)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在审查起诉阶段,同样面临着检察机关继续询问被害人的被害过程,使被害人还没有愈合的伤口再次受到撕裂。在法庭审判时,被害人的出庭作证以及受到的交叉询问,都使被害人无法回避被告人那种憎恶、奸诈甚至是窃喜的眼神,同时还可能会受到周围目光的质疑。以上被害人再次被害的情形在性犯罪案件中最为突出。而国外一些国家为了避免被害人再次被害,针对强奸犯罪被害人,允许其视频作证、屏风遮挡作证等等,这些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第二,传媒中的再次被害。有些媒体在对案件的报道中,为了提高收视率和引起人们的关注等目的而不注意保护被害人的隐私,甚至将被害人的个人信息、家庭信息、工作信息等予以公开,这都给被害人的生活、学习、工作都会带来极大的影响,无形中成为对被害人再次被害的“凶手”。尤其是在性犯罪、家庭暴力犯罪案件、未成年被害人案件中,给被害人带来的伤害尤为显现。因此,针对上述现象,首先,被害人个人信息的保护也应该载明在相关法条之中;其次,应该对媒体行业进行规制并且可以利用法律手段予以一定的制裁。

 

第三,社会生活中的再次被害。被害人由于遭受犯罪的侵害而使其社会生活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除了传媒会造成被害人再次被害之外,其他方面也可能导致被害人受到进一步的侵害。比如,由于受到犯罪的侵害而失去劳动能力,使自己甚至整个家庭的生活陷入窘态的状态。再比如受到强奸的被害人,往往不是得到周围的同情和理解,反而会受到“好女孩怎么会被强奸”的质问,被害人面对的往往是周围鄙视的眼神。面对上述情况,从根本上要解决的是社会整体素质和公民个人素质问题,一方面政府必须牵头发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职能;另一方面,社会公民也应牢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内化于心,给予被害人关怀而不是嘲讽。

 

结语

 

互动的犯罪预防体系的建立体现了社会学与犯罪学的结合,它重视被害人在犯罪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意在提醒潜在的被害人避免成为加害对象。互动的犯罪预防模式打破了单一行为人模式的僵局,从犯罪人和被害人两个角度出发,制定相应的预防对策,为我国犯罪治理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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